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一代人的纪实一位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位于黄土高坡的陕北延安，至今还生活着300多名当年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公开的资料显示，在1969年初，包括1200多名管理干部在内的逾2.8万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市，散落于1600多个大队从事农业劳动。这位朋友说，他认识一位目前依然留守在延安市黄陵县的北京知青，这位知青名叫高玉珍，不幸的是，高玉珍在不久前刚刚被查出肝癌，而且已到了晚期。躺在自家炕上养病的高玉珍拉着这位朋友的手说，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一次北京，再看一眼生养了她的家乡。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希望作为记者的我，能通过我的报道，让高玉珍实现她的愿望，并且能关注一下这个早已被社会所遗忘的群体。一个多星期后的2006年9月19日下午，我抵达陕西省黄陵县，打电话给当地的另一位知青陈志，陈志在当地留守知青中较为活跃，和大家联系广泛。我希望他能陪同我采访高玉珍以及这些至今依然留守的陕北的北京知青。陈志说，他就在高玉珍的家里，不祥的是，电话那头，同时传来几声苍凉的唢呐声。陈志接着说，高玉珍在早上已经走了……谨以此文，献给未及谋面的高玉珍以及她的战友们。没想到，她还是埋在了这里秋日的黄土高原上，唢呐的声音悠长而又空旷。唢呐吹出的陕北小调《三十里铺》让高玉珍的葬礼显得更为冷清和凄凉：“提起那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好了个三哥哥/他是奴家的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都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高玉珍的家位于黄陵县店头镇长墙村，两孔极小的窑洞，前来吊唁的人甚至难以落足。陈志等五位留守知青被当作娘家人，受到当地丧俗中最高规格的礼迎。“北京没有来人。”陈志解释说。高玉珍的娘家在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1969年2月5日，年近20岁的高玉珍坐上西去的知青专列，来到延安市黄陵县桥山公社长墙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都不可否认，那是一列充满歌声和憧憬的列车。曾是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的第一批红卫兵的高玉珍，心中同样充满了激情和梦想。说到高玉珍，当地每一位和她熟识的人，都会提到在她插队期间发生的那个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故事。那是插队第一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刚刚躺到被窝里的高玉珍被同住一宿的三位女知青唤醒。“去，到门外面把尿壶给咱提进来。”高玉珍什么也没有说，起身准备穿衣服。同宿的女知青劝她，还穿什么衣服呀，尿壶就在门外面，不够麻烦。对于同室的三位女知青的话，木讷老实的高玉珍通常都是言听计从。高玉珍长得又矮又丑，经常受到其它人的欺侮和排挤。每天出工回来，她要为大家做饭，而且往往是别人吃完了才能轮到她吃。做饭之前，她的手要在大家的监督下洗上四遍，因为大家觉得她不讲卫生。睡觉的时候，她也不能穿衣服，同宿的知青觉得她身上有虱子。对于这些无理的要求，柔弱的高玉珍从来不予争辩。高玉珍光着身子下了炕，刚出了窑门，就听见身后哐嘡一声，门被从里面插上了。接着，同室的三位知青一齐大喊，有贼了！抓贼啊！一刹那，同院里住着的男知青们纷纷打开门来，亮闪闪的手电筒一齐向高玉珍照来。窑洞里的三位知青笑成一片，全身裸露的高玉珍慌不择路，跑进了对面的一个院子。院子住的是贫协主席杨服焕，杨服焕家徒四壁，老婆在几年前跳河身亡，留下一个7岁的孩子。面对深夜闯进家门的高玉珍，善良的贫协主席杨服焕急忙取来一床破棉被将她裹起来。若干年后，在北京的一次知青聚会上，三位捉弄高玉珍的知青提到这个恶作剧时，心中充满了悔恨和不安。但在那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因为知青们的排挤和歧视，善良的杨服焕最终成了高玉珍在当地惟一的依靠。半年后，高玉珍怀孕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县上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将贫协主席杨服焕五花大绑，初定20年刑期。批判会设在村头的一片大操场，几乎全乡的人都跑来看热闹。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矮小瘦弱的高玉珍也来到了会场，她走到杨服焕的身边，解开绑在杨服焕身上的的绳子，坚定地告诉政法组的人，“要判就连我一起判，是我先找的他。”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