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期论文-我所理解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我所理解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大半学期以来，集中的读了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著作，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诸多问题，对于近代中国1的社会变迁有了些许感性的认识。关于近代中国传统的讨论模式大都着眼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虽然现在比较多的强调眼光向下看，关注普通大众、底层人民的生活，也读了一些关于新社会史文化史的著作，但是我在此做的讨论，可能还是无关于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多的关注于国家/社会的关系，整个社会思想的变迁方面。一方面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个人的兴趣更多的集中在这些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底层生活的资料比较琐屑，难于把握，而所谓精英人物的资料更多的保留下来。下面我想就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所理解的内容作一些阐述。一、国家与社会十八世纪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似乎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一书，其书名所谓“早期工业化”，似乎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萌芽”是题中应有之意。我觉得我们往往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预设：那就是中国社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总是要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参照系，似乎只有向资本主义发展才是我们的正道。韩书瑞和罗友枝则认为“清代成功地积极变革其帝国制度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向更有创造性的方向发展”。2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更认同顾准先生的论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资本主义更是一种)法权体系、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商业本位根本态度。”3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强国家弱社会”的论断，我现在觉得有一些疑问。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我倒是感觉国家可能并不那么强势，“尽管清朝官僚机构庞大而复杂，但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实际相当有限。”4虽然魏丕信以荒政为切入点，认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时期救荒政策与管理的高效率”5，但是我还是觉得国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秉承一种消极的理念，只要收够了赋税，没有动乱，以安静无为治理地方，就算是一种“太平盛世”。魏也承认，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荒政已经成了摆设。基层的州县政府可能把一切关乎公众福祉的事务都当做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义务，但是其真正关心的是关系到其考绩升迁的赋税和司法审判两端。其他的公共事务可能更多的交给地方士绅去做。这一点在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中有较为明确的揭示。但是代表社会的力量同样也并不强大，或者说很弱，士绅代表的只是特定地方的地区利益或者个人、小的集团利益，士绅本身的非正式权利亦是由国家的授予的功名给予的，没有能够代1我在此所指的“近代中国”非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为起始的，我们所读的书多从十八世纪开始讨论近代中国，因此我在这的讨论亦以十八世纪开始，特加以说明。2[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3顾准：《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2，215页。4[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5[法]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二版，第311页。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