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赟进步的历史观与中国现代危机的特性革命与创造的价值，是现代世界观完成自身的要求，只有以现代主体的劳动、革命、创造等价值为前提，世界才显现为意义的容器，显现为一个等待着主体去加工的、本身却没有深度的平面的物质材料的聚合体。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物理世界不是现代主体及其社会历史存在的前提，恰恰相反，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存在根据。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构成了现代性意识中比“世界”更为深层的东西，世界观转向社会历史观，是现代性意识演进的必然。在这个转向过程，进步话语日益显示了它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关联。一、进步的历史观与现代性的正当性基础1．从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过渡对于世界的观看无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下形成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世界观根植于社会历史观中。这样，情况就不是世界观是历史观的基础，恰恰相反，历史观才是世界观的根据。从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过渡，是现代性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理论上看，古代与现代的区别，就在于历史观或历史意识的诞生，列奥·斯特劳斯在他的名著《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充分揭示了现代性与历史意识的关联。[1]耶律亚德（MirceaEliade）更为直接地告诉我们：“古代与传统社会中的人，和深深烙印着犹太—基督教影响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觉得自己与宇宙韵律完全绾结在一起，后者则坚持他自己只与历史相连。”[2]从这个视角看，现代历史观的形成恰恰是个人脱离整体性的宇宙秩序的方式，通过历史观而确定正当性的基础与存在的最终意义，则人与宇宙统一性的体验就不再必要，于是，不是在整个世界中，而是在人类的历史图像中，现代人获得了他的自主性体验。然而这种自主性体验，伴随着的却是宇宙秩序、世界意识的衰落。从这里可以看出，世界观意识的减退与历史观的兴起，乃是现代性进一步开展的内在逻辑。从西方思想来看，卡尔·洛维特发现：“转向历史思想并不只是历史的唯物论（马克思）或形而上学的生存历史观（黑格尔）的专利品，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之后所有（德国）思想的特征。历史哲学的出现，表明思想已不再信赖自然宇宙的理性或上帝之国，而是信赖时代精神、‘未来之轮’、‘历史的命运’。”[3]历史观本质上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所有历史观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基本形式：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历史哲学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现代性意义上的历史观的诞生，它自身就是现代性总体叙事的一个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晚清时代的中国乃是一个诸种世界观竞争的时代，各种社会变革的要求，都诉诸于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要求得到世界观的支持。但不同世界观的平流并进与相互争持，最终导致了世界观被作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地方性知识而加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以公理意识形态出现的科学世界观就成为主导的世界观。而以“分科之学”（知识分化）为其内在逻辑的科学世界观所提供的恰恰不是统一的、整体的世界，相反，它为世界划分了不同的存在区域。于是，正是在科学世界观的进一步演化中，世界观意识本身衰落了，“世界”分化为彼此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两个基本区域：“世”（时间与历史）－“界”（空间与自然物理世界）。另一方面，世界观意识本身就伴随着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所具有的那种“现代的自负”：在主体的观看中，世界确立了自身；世界以什么方式出现，取决于主体以什么方式观看它——这本来就是“世界观”（世界图像）这个概念所内蕴着的文化信念。当这种信念本身成了反思的对象，在一种批判的视角下理解了它自身的时候，现代主体就会明白，世界观意识中的世界并不能给主体提供存在的根据，相反，是主体为这种意义上的世界创造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的主体便不需要在世界中确证自己，它已经成为自由自律的存在者，它必须在主体自身的历史中发现存在的根据。在这种情境下，世界观到历史观的转变，就成了主体的要求。事实上，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现代中国已经进入到历史观主导思想文化所有方面的时代，历史观的话语因此成为正当性的真正发源地，历史洪流与历史规律成为世界最终奥秘的隐藏地。从上述所陈世界观与历史观的逻辑的、历史的关联来看，对现代历史观的反思，实质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