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地理學”在哪里？－－克魯格曼作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牛津經濟地理學手冊》（即將由商務印書館於2005年5-6月出版）第三章“新經濟地理學”在哪里？“我們想特別指出的是，像舊的貿易理論一樣，新經濟地理學一定程度上深受一種誘惑之害，即集中關注最容易建模的東西，而不是在實踐中可能是最有用的東西。很早以前馬歇爾（Marshall,1890）就提出了產業本地化的三個主要因素，用現在的術語來講就是前向和後向聯繫、對專門技能的大量需求、以及技術溢出；新經濟地理學實際上只考慮了這些因素中的一個，而且是實踐中相對不重要、但更容易規範化的那個。當然，雙區位或一維模型無法正確處理一個廣闊三維世界的地理”(引自本文倒數第二段)。一個從火星或者從真實世界中來的人會驚異地發現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竟然是截然不同的領域，很少有知識上的或學者個人之間的聯繫。為什麼把一瓶法國葡萄酒放到柏林的餐桌上的過程和把加州的葡萄酒放到紐約的餐桌上有著很大的不同？的確，法國工人很少到德國去找工作；而說法語的瑞士人也幾乎不願意移民到蘇黎世。貿易和地理的確應該是同種研究的兩個分支。但是，由於技術和歷史原因的共同作用，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研究很早之前就分道揚鑣了。標準的國際貿易經濟理論完全根植于新古典主義傳統（即基於理性個人行為假設的均衡模型）之中。儘管這種傳統在原則上不必排除報酬遞增、不完全市場競爭以及歷史至關重要的作用的可能性，但在實踐中選擇數學上最省事的做法這種可以理解的趨勢，使貿易理論偏向靜態、完全競爭和不變報酬的研究。不幸的是，這些研究不能用來闡述經濟地理學中大多數有趣的問題。所以，國際貿易理論過去的做法是避開地理問題——大部分模型構建將世界想像為沒有運輸成本的世界，更不用說城市了——而地理學的傳統有時是基於被貿易理論家視為“半拉子”模型的，而且經常完全拋棄形式主義。但是經濟學畢竟在發展。在1980年代，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一場平和的革命：所謂的“新貿易理論”把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多重均衡穩固地帶入了主流。儘管新貿易理論家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己也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把握這些可能性，但是大約在1990年左右事情已經很清楚，即貿易理論的革命也使得談論經濟地理學問題成為可能。結果就是有時被稱為“新經濟地理學”的東西。我知道這個名稱會惹惱辛勤工作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家們；他們覺得，不但“新”地理學家所說的很多東西其實是老套的，而且新經濟地理學對其所研究的現實的忽略幾乎與舊貿易理論一樣多。關於這一新領域的局限我會留到本章的末尾處討論；我主要的目的是解釋這種新地理學是什麼，在經濟分析的世界中它合適的位置在哪里。新經濟地理學的目標毫無疑問，大家都非常瞭解紐約都市區的經濟情況。正如很多歷史學所做的解釋——例如阿爾比恩（Albion,1939）——這個城市贏得首要地位的原因是：天然良港帶來的初始優勢、伊利運河帶來的與內陸之間早期的通達性、以及19世紀初商人們帶來的各種創新（如大西洋上定期的往來航行）。現在，它的重要性被某些產業集聚（主要是金融和通信）帶來的優勢繼續維繫著；而現在很難找到比胡佛（Hoover，1959）的理論更高明的、對這些優勢的作用機制的解釋。而且，人們根據阿郞索（Alonso,1959）所奠定的土地利用模型來思考，就可以明白這個都市區內部結構的大部分。但是在某些習慣於國際貿易理論晶體般清晰的感覺的人看來，這種層次的理解很難讓人滿意。你要把對城市經濟的討論融入國家或世界經濟的整體運作中——像一個經濟學家會說的，你需要一個一般均衡理論，在其中錢從哪里來和到哪兒去都是清清楚楚的。這個理論應該能同時解釋集聚和分散——為什麼那麼多人在曼哈頓工作，而又有那麼多人不在這裏。（自杜能（vonThunen，1826）以來的長期分析傳統很好地解釋了城市或中心商務區周邊地區的土地利用模式，但是這種解釋簡單地假定存在中心點。）這個理論應該盡可能地用基本動機來解釋集聚的力量——它不應該讓我們遭受挖苦，就象物理學家所說的“經濟學家相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