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位置与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父亲在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分析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父亲不只是核心家庭中作为顶梁柱的男人，也是社会秩序的立法者和权力象征。现代资本主义的底色不仅是男权社会，也是父权社会，父与子的关系（弑父与阉割）以及父亲的缺席、归来被认为是社会转型的症候，或者说弑“哪个”父、认“谁”作父本身是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由于现代中国处于剧烈的社会和文化动荡之中，“弑父-认父-再弑父-再认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常态。80年代以来，革命之父被审判，寻找新的父亲成为重要的文化命题，于是传统中国（新儒家、乡绅及小说《白鹿原》等）、现代西方（纪录片《河殇》、公知话语等）、中华民国（民国范儿、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国远征军》等）、“泥腿子将军”（《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新革命历史剧）等一系列不同脉络的“老”父亲重新登场，只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使得这些老父亲难以凝聚社会共识。在社会阶层固化的背景下，这些老父亲又遭遇新问题。从张艺谋的《归来》（2014）、管虎的《老炮儿》（2015）、张猛的《一切都好》（2016）和高群书的《过年好》（2016）等电影中可以看出，这些披挂上阵的老父亲无法回家、无法与“小鲜肉”对抗，也无法化解陷入人生困窘中的子女们的生活。无法归来的“父亲”与文化失忆症2014年暑期，张艺谋电影《归来》上映。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是“ComingHome”，也就是“回家”的意思，讲述了一个被发配到大荒漠劳教的右派分子、一个离家20多年的男人、一个略带沧桑的父亲回家的故事。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归来”故事不同，这部电影并没有结束于父亲归来、一家人团聚的时刻，而是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了归来之后。影片呈现了陆焉识的两次归来和回家之旅，一次是黑夜暴雨里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地溜回家，一次是阳光明媚中正大光明、平反昭雪后的凯旋而归，可结果都是一样的，陆焉识两次都没有推开冯婉瑜的家门，两次都是失败的归来。如果说“***”中归来未遂是对那个时代的政治暴力的批判，那么“***”后的无法归来又意味着什么呢？90年代之初，第五代“三剑客”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分别拍摄了一部以现当代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影片《霸王别姬》（1993）、《蓝风筝》（1993）和《活着》（1994），这些由香港或海外资金联合制作的影片在1993年、1994年的戛纳、东京等电影节上都拿到国际大奖。其中毛泽东时代是这些电影最为重要的历史段落，而对这个时代的叙述无一例外都是右派、好人、干部被迫害、家破人亡的历史，这已经成为主流文化叙述毛泽东时代的基本“常识”，因此，不管是小说《陆犯焉识》，还是电影《归来》，无需铺垫、也无需解释，陈道明扮演的“陆犯”肯定是最有人格魅力的受难英雄，天然具有道德正义性。这也正是9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思痛录》、《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等右派畅销书的文化心理基础。不论社会转型的阵痛有多大，走出旧体制的噩梦才是“人间正道”。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文化记忆又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种与苦难历史和解的文化想象。2007年，冯小刚拍摄的电影《集结号》讲述了给历史中遭受委屈的英雄恢复名誉的故事，曾经被遗忘的牺牲者总会得到补偿，借影片海报中的话“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2010年，同样是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则把“震后”30年的历史处理为对1976年地震所造成的家庭破碎、母女心结的治愈，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刻重逢、团聚。这些电影具有暴露历史伤口和治愈精神创伤的双重功能。与这种对历史创伤的文化治愈相似但略有不同的是，张艺谋从《山楂树之恋》（2010）开始采取一种新的重述历史或拯救历史的方式。这部改编自网络文学的《山楂树之恋》把继承革命意志的山楂树重写为一曲最干净、最纯洁的青春恋曲，正如片中的女中学生下乡体验生活、编写新教材，她与老三的爱情取代了山楂树所象征的革命历史中的牺牲与血污。这种无法被遗忘的旷世之恋有效地把曾经异质性的、病态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时代纯洁化，变成与当下时代没有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