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问题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摘要：农业型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的趋势不逆转，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衰败将愈加严重。新型农村社区以改善居住环境和均等化公共服务为遏制村庄空心化的逻辑起点，增强了农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再次成为农民的安居之地。然而，商品化社区生活所推动的离农化和陌生化人际交往所产生的离心力使得新型农村社区存在着演变为“空心化社区”的风险。因此，有必要让新型社区农民重新聚拢起来和互动起来，具体措施包括：利用农业型村庄土地优势发展农业现代化，结成外出农民和留村农民社区经济利益共同体；壮大村集体经济，使其有能力和积极性开展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再造熟人社会。关键词：农业型村庄；空心化；新型农村社区；空心社区；利益共同体；乡村文化建设：F303.3文献标识码：A：1009-9107（2014）06-0022-06一、农业型村庄的“终结宿命”与“空心化”趋势随着现代化国家的建构，金融资本、科技力量、市场观念等外部性因素逐渐向乡村社会渗透，乡村社会不再处于过去以家庭农业生产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的自然状态，而是在工业现代性与农业传统性、城市先进性与乡村落后性的矛盾与冲突中，表现出传统乡村社会逐渐脱离分散、孤立、封闭的小农社会模式，日益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变化性、异质性等特征。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提出“农民的终结”命题，认为小农生产方式最终会让位于资本主义式的雇工农场、农民成为产业工人[1]。事实上，无论是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实际效率（超过一定规模，效率低于小农经营方式），还是从农民家庭尚不足以完全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获得更理想的生活[2]，维持小农生产结构的村庄依然是我国乡村社会的主要形态。然而，固守农业本位的村庄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村落终结”就是它们未来的宿命。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10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将近250个自然村落消失[3]。同样受工业化和市场化力量影响，村庄人、财、物的流向不同，村落终结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种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人口集聚和土地增值，形成新城镇或扩建原来城镇，本质上属于村庄的现代化，是村庄的再造，常见于城中村、城郊村及乡镇企业发达村；一种是作为农村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场所，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村庄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因穷困和饥饿而日渐消亡[4]，是真正意义上的村落终结，常见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型村庄，目前这种状况占了中国农村的大多数。事实上，农业型村庄并非骤然走向终结，而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上演着一幕幕“乡村大逃亡”场景，超过26亿的农民工进入到城市，村庄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基层民主乃至社会心理等出现迟滞、弱化与退化现象，导致人口空心化、农业生产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基层民主空心化以及社会心理空虚化等一系列问题[5]，综合作用起来就是乡村地域系统功能退化，农村型村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国家以规划干预的形式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意图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消除城乡二元对立，遏制村庄空心化趋势，实现传统农村社区向新型农村社区转型。然而，国家简单化行动逻辑与农村本身非均衡状况之间的冲突一再提醒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期待村庄新生。多数农业型村庄缺乏村集体经济，甚至还有村级债务，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又削弱了宗族组织、基层行政组织的社会整合力量，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之上进行农村社区化建设，村庄可能会在外来压力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分崩离析，沦为散沙似的里弄，受外界势力摆布[6]，结果不仅不能顺利实现转变，而且也无法继续保持一个以农为主的乡村社会，进入到传统性社会与现代性社会之间的真空地带，即孙立平所说的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7]，反而加速农业型村庄的空心化。二、新型农村社区的制度背景与遏制农业型村庄空心化的逻辑起点（一）新型农村社区的两大推手：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