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企业家精神与长期经济增长张海丰杨虎涛Reference：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经济系统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也即企业家的创造力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在鲍莫尔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企业家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长期增长理论和鲍莫尔的理论加以整合，弥补了二者单向因果决定论的缺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制定科学的游戏规则，引导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于生产性的创新、创业活动，使经济体步入良性增长轨道具有重要意义。Keys：制度变迁企业家精神配置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长期经济增长F061.2：A：1004-0730（2015）05-0005-08一、引言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因素纳入增长模型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是对新古典框架的重要修正。自诺思（1973）[1]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制度包含深刻的效率因素”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制度是重要的，但它是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制度隐含不同的激励结构，导致不同的人类行为模式，特别是对企业家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诺思的制度理论忽视了企业家这一在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因果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其理论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时缺乏一种传导机制，本质上是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对结构变迁的影响。当然，诺思（1981,1990，2005）[2][3][4]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他的制度理论，并强调了人类心智和意向性在长期经济变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对企业家的描述仍显含糊。而鲍莫尔（1990,1993）[5][6]关于制度与企业家精神的开创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扩展（修正）了诺思的制度理论，但他却承袭了诺思的制度单向因果决定论，忽视了企业家的能动性对制度环境的反作用，因而仍然具有改进的空间。本文认为，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能够很好地弥补诺思和鲍莫尔的理论缺陷，对于构建制度理论的长期增长模型具有重要意义。二、制度与企业家精神：从单向因果到双向因果鲍莫尔（1990）的经典论文——《企业家精神：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开启了将制度与企业家精神联系起来的新的研究进路，他开创性地将企业家精神分为：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三种类型。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强调决定不同企业家活动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决定企业家精神到底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而且，这又将严重影响到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是否具有增长的活力。鲍莫尔的企业家理论无疑是对诺思“制度决定经济增长”理论的修正，使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链条更趋完整。二者都强调制度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种对制度重要性的强调显然隐含着对制度效率因素的价值判断，也暗含着这样的逻辑：好的制度引导企业家精神配置于生产性活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坏的制度引致企业家精神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甚至破坏性活动，以致阻碍经济增长。在这种逻辑下，企业家是制度被动的适应者，政府作为制度主要供给者的角色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也就是说，当政府机构能够提供诚信规范、产权保障、公正和平衡的司法系统、契约约束以及权利监督等良好制度安排时，腐败的交易成本就会抬高，企业家将资源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概率就会降低。在这种激励结构下，企业家倾向于将其人力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从而创造新的财富（李后建，2013）[7]。鲍莫尔的理论其实是把企业家的弱点放大了，他不无担忧地指出，假设一个典型的企业家是受自身对财富、权力和声望所驱动的，并且假设他在追逐个人目标的过程中，同其他普通人一样，是受道德与理想主义所调和的，但当企业家，特别是企业家群体，屈服于诱惑时，社会成本极可能变得很高，因为企业家活动对经济运行状况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此，当企业家大量涌入诸如非法麻醉毒品的生产供应或寻租等交易领域时，经济产出量将遭受损害，而且有时倾向于严重受损。[8]因此，政府制定与企业家精神有关的合理政策，关键在于寻找到那些可以阻止或防止企业家精神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的各种措施，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