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一个中国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层次结构的影响（作者:___________单位:___________邮编:___________）“让一些农民先富起来”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主导的口号，于80年代初期开始提出。在过了差不多十年之后，到底是谁先富了起来？什么人受益最多？对中国农村社会层次结构造成了哪些特别的改变？在我们检验农村改革的成果时，所有这些都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核心问题。尽管许多学者做了努力来作出回答，但过去十年中不平等和层次结构变化的整体图像仍然模糊不清[1]。本研究报告是对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北方一个村庄有关不平等和层次结构的这种变化的一篇记述。所谓变化不仅只着眼于农民的收入，也将对经济地位、政治权势以及社会地位，也即社会层次结构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变化予以检验。本考察先由一般背景情况调查入手，简要地描绘一下过去集体制度下的主要群体的层次等级。然后，以对农村所进行的考察的结果来回答“谁先富起来”这一问题，并分析它对社会层次结构的影响。最后讨论本案例的研究对这个村庄以外地区所具有的意义，作为本文的结束。◎农村考察本文主要根据1989年1月至5月在黑龙江下岬村[2]的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情况编写而成。下岬村地处黑龙江省南部边陲。根据1982年的户籍登记，该村有284户，人口为1602人，耕地8310亩，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原来由四个生产队组成的一个生产大队，现为一个行政村。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下岬村情况不算差：10个工分值平均为1.10元至1.30元，算的上是中国北方比较富裕的农村。这种情况部分说明了为什么该村延至1983年才开始非集体化[3]。到了那年，由于中央政府政策的鼓励，农民将一切都私有化了，包括拖拉机和其他重型农业机器。作为基本生产手段的农田则被分为两大类：口粮田和承包田。村里每人有权分得二亩口粮田；每个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年劳力分得十亩承包田。农民有义务上缴国家低价征购的粮食，但只限于承包田。由于交通落后(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在集体化时期，下岬村根本没有村办工业，现在也只有几家粮食加工场，均为家庭企业。多数农户的主要收入仍来自农作物和副业。1988年人均纯收入为528元(全国人均收入为545元)。因此，在中国农耕地区，下岬村在经济上处于不高不低的位置。◎改革前的集体所有制下的社会主义阶级制度虽然西方学者已经承认毛时代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间的差别，但是在集体制度下的农村生活中，平均主义这一典型形象已遭到冲击(关于此点，本人在下文中另行详述)。但是，在西方众所周知的是，像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一样，中国曾经是一个有地位差别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里，社会层次结构建筑在官僚“等级秩序”上，而不是建筑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阶级秩序”上[4]。因此，采用韦伯程式[5]，在社会主义集体制里识别“地位群体”是适合的。以下岬村为例，六个群体可以清晰地辨析，所依照的是他们在集体制下官僚再分配体系中的威信、特权和用以获取资源和各种机遇能力：(1)在职干部；(2)退休和下台的干部；(3)“四属户”；(4)阶级出身好的农民；(5)中农出身的农民；(6)四类份子。干部干部在这一社会层次结构中自然居于最高层。这并不是说干部群体的构成在一个给定的集体制中是不会变化的。事实上，下边要叙述的情况表明，在集体制被取消时，干部是“在位”还是“不在位”，会造成这些“官儿”们在非集体化后经济行为的重大差别。我将这些干部作了分类：一类是1982年时掌权者、或现在仍掌权者，即改革后任职者；一类是1982年以前下台或退休者。这类以前做过干部的有12人(不包括生产队队长以下的干部)。其中一半是所谓的土改干部(50年代土地改革时期任职者)。这些以前的干部享受不到掌权干部所享受的特权。但他们仍然受到敬重，在集体制下，一般能获得最好的工作。他们都是党员，因此，在农村选举时也还有些影响。1982年底，在非集体化前夕，下岬村生产大队有13名全脱产干部(不包括生产队队长以下的干部)，其中10人为党员[6]。与全中国农村里他们这类人一样，在这小小的集体制王国里，他们享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势、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