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任镇军参军新探冯子祺内容摘要：史载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但其府主镇军将军究竟系何人？近来学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为后来成为宋武帝的刘裕。笔者细考相关史料，以为刘裕一说存在许多不尽合理之处。在爬梳、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笔者以为：陶渊明此段幕府生涯的府主其实应是桓玄伪楚政权的镇军将军冯该；由于伪楚政权为时短暂和史料关于冯该为镇军将军仅有一处且尚有歧异，此节史实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被研究者忽略的盲区，但结合相关史料、联系陶渊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前后生平经历观之，“冯该说”显然比“刘裕说”更为合理可信。陶渊明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历代至今，有关其生平研究的著述、年谱甚多。但由于史料的语焉不详，还是存在许多聚讼纷纭的疑点问题——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详情就是其中之一。（一）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史料记载和各家观点概说实际上关于陶渊明的直接史料不可谓少，《宋书》、《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均载有其本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下称萧传），此外，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好友颜延之所撰的《陶征士诔》（下称颜诔）也具有重要的直接史料价值。但由于这些史料在形成过程中很多地方是相互援引因袭的，因此造成在纪事、表述方面大同小异，可相互比较、发明之处不多——某一史料说到的其它史料也都说到了，某一史料没说清楚的其它史料也都没说清楚。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生平事迹就属此类。《宋书·隐逸传》关于陶渊明早期仕宦经历的记载是：“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晋书》、《南史》、萧传与此相同，唯颜诔但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未言“为镇军、建威参军”，盖因诔词主旨不在纪事，自可约略言之，非为歧异也。按此，陶渊明四十岁前后（按陶渊明享年63岁说）的仕宦经历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史料确凿，实可定论。但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的府主——即镇军将军、建威将军为何人，诸种史料均未明言，历代研究著述在此问题上遂产生歧异。目前为学界普遍接受认同的观点是：镇军将军即当时刚举义驱逐桓玄、匡复晋室、后来又代晋自立的宋武帝的刘裕，建威将军为北府名将刘牢之之子、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也就是说，陶渊明先在刘裕的镇军将军府中担任参军，随后，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府中任参军。主张镇军将军为刘裕（下称“刘裕说”）的两大依据是：第一，史料依据：在陶渊明这段仕宦时期，东晋朝廷之镇军将军别无他人。“东晋为镇军将军者，郗愔以后，至（刘）裕始复见此号”。镇军将军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高级军号，能任此职者均是显赫人物，不可能为史书所忽略。而在此陶渊明可能出仕此职的期间内，东晋朝廷任镇军将军者确实只有刘裕一人而已。第二，作品依据：陶渊明诗作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曲阿地处当时京师建康与北府驻地京口（刘裕发迹于斯，任镇军将军“归藩”后又长期镇守于此——笔者注）之间，与镇军参军互为联系，似乎也指向刘裕。因此，唐代李善在其注释的《文选》中，在此诗题下径直注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近代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中也说：“寻宋书武帝纪元兴三年（西404年），裕镇石头城，义熙元年（西405年）屡请归藩，三月，旋镇丹徒。渊明始作参军而经曲阿，当是赴丹徒（京口在丹徒县——笔者注）。”上述依据，史料与作品互为佐证，使得持异议者很难撼动，如同现代文史专家宋云彬所断言：“陶渊明曾做刘裕的参军，证据确凿。”当然，对“刘裕说”也有持异议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出自清代学者陶澍。陶氏曾撰《陶靖节年谱考异》，认为此镇军将军是指刘牢之（下称“刘牢之说”），而时间也在隆安三年（399年）。然而陶澍的所谓“考证”不是从史料实证出发，而是出于浓烈的个人主观情感——纠结于陶渊明晚年不臣于宋的行迹，以此断言陶渊明必不可能应辟为刘裕僚属，所谓“先生亦岂从（刘）裕辟者？”。然而毕竟刘牢之没有做过镇军将军，陶澍对此问题的解释尤其拙劣，显示了他对东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