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言录重排序净土法门的义理极其高深玄妙，但事修却非常简单容易。正因为这样，那些自认为天生聪明敏锐，知识见解高超奇特的人，总是把净土念佛法门看做是愚夫愚妇所作的事，而不肯修持。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究竟法门啊。他们认为愚夫愚妇能修，于是就藐视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为什么不阅读一下《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些所修证境界与普贤菩萨齐等，与一切诸佛齐等的菩萨们尚且以修持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望尽快圆满佛果啊。那些藐视净土法门而不屑修行的人，他们对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又将做何看待呢？又于《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归宗一着，是尊重还是藐视呀？其实这也没什么，他们大概是没有详细地审核通途法门和特别法门的区别，以及自力和佛力大小难易所致。假使详加深辩这些，他们能不跟随华藏海众那些大菩萨们，一同念佛，同求往生吗？我自从成童之年就读书，随即蒙受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辟佛学说的毒害。幸亏我没有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的才学，假使稍能与他们相同等，则必然导致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当下之身就会陷入阿鼻地狱了啊。我十四、五岁后，生病困苦多年，于是开始遍思古今，详绎经书，才开始知道韩愈、欧阳修、程颐、朱熹所作这些辟佛之说，全是门庭知见，绝对没有涉及到核心学问所致。于是我21岁出家为僧，专门修行净土法门。发誓这一辈子做个自了汉，决不建立个人门庭，广收徒众，以使后代徒子徒孙败坏佛法，并拉我到阿鼻地狱中，和他们一起受苦。到1893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来北京迎请大藏经，命令我检阅料理。这件事完后，邀请我一同来到普陀山，化闻和尚知道我不喜欢做事，所以就安单在一闲寮中，随我自己的意愿修持，到现在已经35年了。在山上日子住久了，有委托我写一些文章之类的事，也绝不用“印光”这个名字。就算自己有必须要署名的文章，也只是随便写两个字而已。所以20多年来，没有来客访问的事情，以及来信复信的事相扰乱。1912年，高鹤年居士到普陀山化雨寺来访，临走携去我数篇文稿，刊登在《佛学丛报》上，不敢用“印光”之名，因为我常自称“常惭愧僧”，所以就署名“常惭”。后来徐蔚如居士、周孟由居士错爱这些文章，打听作者三四年，也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后来周孟由居士拜谒普陀山，于是祈求皈依我，临走拿去几篇废稿，寄给徐蔚如居士，然后在北京排印出来，书名为《印光法师文钞》。于是刺痛了很多高雅之士的眼目，更增添了我的惭愧心了，那一年是1918年。1919年他们又搜罗我若干篇文章，作为文钞的续编，和初编一同排版印刷。1920年有数位弟子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印光法师文钞》铅印本，分作两册，并且留了板样，1921春天正式出书。我又于扬州藏经院，将1920年所排的《文钞》制成木刻板，作四册。1922年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将《文钞》排作四册，当时诸多居士认捐排印者有二万部。而商务印书馆印出来用来出售的《文钞》，则不在二万部之内。1925年冬，又让中华书局排印《文钞》增广本，也是作为四册，比先前增加了一百多页，计划今年夏天出书。因为工人罢工等缘故，价格很贵，只印二千本。原计划打四付纸板，二付归中华书局，二付归于我。于是让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先印一万本，以后续印，随顺因缘。李荣祥居士，法号圆净，多年以来专心佛学，将《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一个个著疏解释。我认为青年人学佛，应该先老实念佛，等他们业障消除、智慧明朗，业障尽了，福报来了的时候，再去注解佛经，自然可以阐明佛陀的意思，将佛经广播于宇宙中。当时，他对我的话很不以为然，后来由于用心过度，身形和精神日渐衰落，才开始相信我说的话不错。于是，又详细阅读《文钞》，非常欢喜，便摘录其中主要的义理，分门别类，编作一册，名《印光法师嘉言录》，打算用新闻纸先印一千册，用来应对着急阅读的人（因为原先曾连载刊登在居士林林刊上，所以有居士才屡次催促让排印出单行本。）等我1925年5月到上海太平寺，才给予他和他妻子一同传授了三归依。8月份《印光法师嘉言录》印刷出来，不久就赠送完了。来信索请《印光法师嘉言录》的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