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高阳商会互动圈的建构摘要：1906年底，高阳众商开始筹建高阳商会，致力于当地织布业发展。高阳商会围绕织布业，与天津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频繁接触联络，形成了事实上的京津冀商会互动圈。高阳与北京、天津之间天然的地理联系、互相依存的经济需要以及政治隶属、乡情人脉等因素是这个互动圈形成的潜在动因。从商会组织网络的层面考察并探讨高阳与京津之间的互动，有助于追寻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启迪现今和未来。关键词：高阳商会；天津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互动圈；织布业：K258文献标识码：A1906年底，高阳商人为发展当地实业，响应商部提倡，开始筹建高阳商会。在高阳商会的推动下，高阳织布业逐渐走出家庭副业的形式，迈向中国近代转型的轨道，一度繁盛并成为近代乡村工业的典范，备受学界关注。高阳织布业及其与高阳商会关系的研究，不乏杰作①。而近年来，有学者意识到并且大胆尝试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来研究近代华商②，为商人商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20世纪初期，高阳隶属直隶省，与京津存在着天然的联和多方面互动，而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鲜有成果问世③。故本文尝试从商会组织网络的层面考察并探讨高阳与京津之间的互动，以期追寻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以启当今。一、京冀互动：高阳商会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20世纪初期，政权更迭，但北京依然是全国的中心。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上海总商会为总事务所，本部设在北京。它的成立是中国商会进入全国性整合的重要标志，它以召开大会的形式联络各省总商会乃至地方各级商会。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理所当然地担当了全国区域内商会领袖的角色，涉及到全国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召集和发动各省区商会组织开会决议，作出必要的行动。作为商会系统中的基层组织，高阳商会遵奉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领袖地位，但二者并非上下级隶属关系。文章所指商会层面的京冀互动具体体现在高阳商会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联络。高阳商会曾多次参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议，在商会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华商联合会报》上发表言论，甚至有高阳人在商联会任职，借机宣传高阳土布。1912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来，高阳商会及其成员充分利用会报和大会这两个重要的信息传播体系，扩大高阳织布业和个人的影响力。1914年，高阳商会会董、商会联合会代表杨木森等呈请农工商部批准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创刊，以期输入常识，力求实践。会报多次刊载高阳商会会董所作关于高阳织布业的文章，如：“高阳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学则”、“高阳甲种商业学校学生国文成绩”[1]；李秉熙的“直隶高阳布业之沿革记略”[2]张兴汉的“高阳布业之发达”[3]等文以及杨木森、李秉熙等的照片。此外，高阳商会还积极参与全国商联会的组织运营，主要形式为参与选举，渗透到全国商联会内部。1916年，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大会，高阳商会代表杨木森、张兴汉参会。[4]“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时，全国商会联合会继续开会用连记投票法选出副会长二人，因前日开会选举正会长时，吕君逵先杨君木森同时当选，议莫能决，今日议定吕君为当选人，故只举行选举副会长矣。届时农商部派有监察员莅会，各代表到会者共五十五人。计省十八，特别区域三，议定每省十权，特别区域半之。结果杨君木森得三十一票，合计一百一十权零四二八赖君恩培得十三票合计七十一权二四，盛君炳纪得十三票合计六十二权五，卞君荫昌得十七票合计五十三权三九，安君迪生得十八票合计四十八权三，以杨赖两君为最多数当选云。”[5]高阳商会代表、蚨丰号布庄的杨木森与吕逵先同时当选为会长，二人的出身和背景完全不同。杨木森来自一个偏远的县级商会，较之以往历届商联会正副会长资历差距明显，难孚众望，引发了各参会代表的反对，最终杨木森未能如愿担任会长一职，而是退而求其次，当选为副会长。尽管如此，反对之呼声仍是挥之不去，天津商务总会联络各商会向全国商联会京师事务所呈请，建议取消杨木森副会长资格，声称杨木森、张兴汉等人选举前做了相关“运动”，系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选票当选副会长。杨木森参选是否合法尚待进一步考证，然杨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