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作者：许纪霖来源：《读书》2010年第8，9期从一九九九年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到二○○八年的奥运火炬传递，这十年来中国从知识界到网络舆论，出现了一股民族主义狂飙。这股狂飙，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配合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从守护民族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逐渐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最后聚焦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另类现代性诉求。在众多狂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者当中，既有大批“八○后”、“九○后”的网络愤青，也有不少当年受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洗礼的启蒙知识分子。前不久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摩罗，便是一个发生精神“转向”的典型个案。摩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一部《耻辱者手记》轰动文坛，他以真诚、沉重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控诉权力对人的尊严之戕害，忏悔知识分子不以耻辱为耻辱的道德堕落。然而，这位被誉为继鲁迅之后的“精神界战士”，经历几次痛苦的彷徨之后，在二○一○年初推出新著《中国站起来》，形象兀然一变，从控诉专制转为谴责西方，从讴歌人的尊严变为赞颂民族国家的伟大光荣。摩罗十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曲折而惊险，诚如一位名为楚望台的网络作者所言，有三个不同的摩罗：“一个是充满罪感的耻辱者摩罗，一个是充满无力感的彷徨者摩罗，一个是将国家奉作了偶像的得道者摩罗。”国家主义乃是一套政治秩序的想象，在其想象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心灵秩序，涉及精神世界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认同。摩罗一直挣扎于认同的彷徨之中，最初他认同的是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随后尝试接近基督教的上帝，最后皈依于民族国家的世俗偶像。个中的几次精神“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摩罗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会从人道主义蜕变为虚无主义?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秩序中所弥漫的虚无主义，又如何走向了政治秩序中的国家膜拜?一、从浪漫主义到虚无主义摩罗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原名万松生，因为崇拜尼采式的特立独行之士，故以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摩罗为自己的笔名。无论三十岁之前在江西自学苦读，还是九十年代初到上海攻读研究生，他年轻时代所经历的精神氛围，是“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运动，他在精神上可谓是典型的八十年代思想产儿。八十年代是一个巨大的思想断层，当年曾经称之为“新时期”。当中国人从“文革”中惊醒，普遍陷入了信仰上的荒谬和虚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一九八○年《中国青年》杂志潘晓来信的惊天一问所激发的全国大讨论，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彷徨期，这种因心灵秩序的崩溃而造成的生存意义上的虚无感，历经三十年的挣扎而至今无解。不过，在八十年代却有一段短暂的镇痛期，人道主义以一种简单、明了、富有魅力的价值符号，迅速填补了人们内心的那道虚空。人道主义并非严格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启蒙精神中最大的公约数，为不同思想价值与政治取向的主义所分享。在整个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有三种不同的类型，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参见贺桂梅：《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第四章第一节的《八十年代人道主义思潮及其三种形态》，河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77—81页)。马克思主义、启蒙理性和浪漫主义，这三种有着不同精神传统的思潮之所以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形成价值共识，乃是它们在八十年代面对着同一个问题：从“反右”到“文革”对人性的压抑和人之尊严的摧残。八十年代是一个后理想主义时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从理想主义的历史河流中过来，习惯了为信仰而活着，即便祛除了理想中的恶魔，也需要一尊新的神灵，那就是大写的人，是激动人心的人道主义。《人啊，人》这部从文学角度乏善可陈的小说，竟然让无数八十年代人读得热血沸腾，乃是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召唤。在大革命过后的心灵废墟上，人道主义为受到重创的灵魂提供了一个单薄却又温暖的价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然而，在共同的人道底线背后，却遮蔽着三种不同思潮的内在分歧，这种分歧说到底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