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不足以慰藉心灵时——从吴经熊的信仰皈依论及法律、法学的品格目录：第一节以孟德斯鸠自励第二节“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第三节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却依赖于最为外在的假设第四节“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吴经熊生于1899年3月28日，卒于1986年2月6日，享年八十有七。早年治律，得享声名；中年皈依耶教，沉浸灵修；晚年授书，奔走于东西文化。其业其学其人，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宗饶堪回味的学术个案，透显了法律、法学的一般品格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呈现。本文截取吴氏尽弃法学转皈灵修一节，述其梗概，铺陈背景，而以法律和法学的品格为线索，着力分析导致吴氏遁入耶门的原因，并由此伸展开来，探索所谓“中国的”法学与法学家的意味。第一节以孟德斯鸠自励整个二十世纪，代表中国文化人在国际上抛头露面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堪称第一人，尽管未必时时处处均为最佳人选。而就法学来看，海峡两岸，偌大中华，亿万生灵，真在国际上混出点声名的，撒手西归后仍然有些回响的，实际上，唯吴经熊先生一人而已。“少年得志”这句话，最适合描述胡、吴二公。单就吴经熊先生来看，结束放洋，“学成归国”之际，不过二十出头，而旋任东吴教授。也是1924年，同样“少年得意”，真正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钱端升先生。钱先生1900年生人，小吴氏一岁，是年自哈佛回国任教清华。只不过执棒杏坛，法学院当差，在吴氏人生只算是一段小小插曲，三度春秋而已；而在钱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①前后逾二十八载，直至挂帅右派，不获登坛。二十世纪初叶，老大中国辗转折腾，百废待兴，求贤若渴，也是崇洋风气最炽之时。这一批青年才俊沐浴欧风美雨，风华正茂，摩拳擦掌，指点江山，恰逢其时，可谓谈笑封侯。奈何，未几城头换帜，花果飘零，风流星散，雨打风吹去。钱先生几乎销声匿迹，幸老来转福，“平反昭雪”，寿终正寝。吴先生于现实和心灵的煎熬里早以皈依上主作结，更乘桴浮于海，最后落叶归于宝岛。1986年，先钱公三年，宁波吴氏德生公驾鹤登天。两位法学先辈虽迭遭磨难，而均大难不死，得享高寿，见证了老大中国波澜壮阔、贞下起元的二十世纪，实为同一时代诸多较为幸运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青年吴经熊，可谓才高八斗，雄心万丈。生于世纪之交，正是中华民族的多事之秋。怀家国忧愤，读书人各思报效。早在负笈密执安大学之时，吴经熊像一般青年那样，出于崇仰，驰书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订忘年交。此后更飞鸿驰往，酬唱交加，不亦乐乎。1924年4月5日，归国前夕，在一封致霍姆斯大法官的信中，吴经熊满怀深情地预言：“本世纪将目睹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再生，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的诞生，我将在这场光荣的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②实际上，早在两年前的一封信中，吴氏即已憧憬：中国不但将步入一个法律的“文艺复兴”-它将改变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而且在实现这一蓝图的过程中，我应当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③自期高远，报效愿宏，实为明道救世、士志于道的一切旧知识分子新士大夫们的通性，而况身处那样一个家国多难之秋。果然，返国后登堂开讲，文论陆续刊行，一时间即在学界形成影响。那一手温婉飘逸性灵灵的散文，非江南灵秀山水不能孕育，真是打遍“天下”。返国仅仅四年，英文论集《法学丛稿》（JuridicalEssaysandStudies）由商务印书馆1928年刊行。中文论集《法律哲学研究》1933年由上海法学编译社出版。法学界佳评甚众，很有些“引用率”呢！而由于其不少作品曾以英文首先在美国面世，因而读者中注意到“约翰。吴博士”这个“中国人”的，并包括了象施塔姆勒、庞德和卡多佐这样的大师级人物。④当其时，治法学的中国学者获闻于西方主流学界的，可能，唯王宠惠和吴经熊而已。第二节“两个世界”中的真诚灵魂但是，吴经熊的法学生涯极为短暂，没有也未能在自己的祖国发挥“孟德斯鸠式的作用”，正像王宠惠宦海浮游终生，于法学终无建树。“中西联姻的婴儿”的分娩遭遇持续阵痛自不待言，当吴氏在不惑之年结束放浪生涯，皈依基督后，几乎尽抛平生所学，与法学彻底分手，而演绎出近世中国法学史上的一桩名案。在其后的岁月里，吴经熊翻译圣经，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