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取缔会道门实践研究_中国政治论文[摘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取缔会道门运动。在运动中，重视和依靠党的统一领导、搞好群众运动、重视对取缔运动的领导方法和策略的运用等做法，保证了取缔运动的顺利进行。[关键词]会道门概况破坏活动经验会道门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一种带有准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它是由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蜕变演化而来。发展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秘密教门逐渐蜕变为会道门组织，成为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目的在于推翻世俗政权、企图建立神权政治的组织形式。民国后期，统治阶级从其统治需要出发，对会道门加以控制和利用，大多数会道门组织也成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反动组织。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会道门的概况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并没有土生土长的会道门组织。随着解放战争在北方的胜利发展，一些道首相继潜入上海，并把上海作为活动的中心地区，从事破坏活动，对抗人民政府。根据《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有关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和根本没触动反动会道门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取缔运动，将这一组织彻底摧毁，以期取得镇反的彻底胜利的要旨，上海市公安局设立专门机构，调拨人员，有计划、有组织地调查了本地的会道门组织情况。查明上海共有会道门组织203种，其中可定为反动性质的52种，尤其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9个道种，多为反革命分子利用和控制，道首罪行严重，民愤极大。而一贯道拥有的职业道徒及道徒占整个反动会道门总人数的80%，有基层坛堂1144个，职业道徒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1]P325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在上海分布广泛，几乎在各区都有坛堂。解放初，卢家湾区查明坛堂28处，至1953年尚有21处，有点传师、开法师等办道骨干人员143人，道徒近万人。[1]p330杨树浦、杨浦两区有一贯道、先天道、九宫道、同善社、老母道、一心圣教会等反动会道门组织，设大小坛堂116个（正式坛堂42个，家庭佛堂74个），职业办道人员360余人。[1]p332宝山县共有坛堂34个，坛主、点传师、三才等办道骨干319人，道徒3872人。[1]p333川沙有反动会道门20多种，以一贯道分布最广，道徒众多，在63个乡镇中有61个乡有一贯道的活动。[1]p334青浦境内有15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其中人员最多的是一贯道，分布于全县各个乡。龙固区宅东乡河泾村一贯道道徒最多，全村92户，有92%的人参加。[1]p334据1951年调查，崇明县有坛堂195只，点传师113名，坛主185名，三才42名，道徒2万余名。[1]p335解放初，南汇县有一贯道台堂147处，道徒7511名，其中点传师50名，骨干648名。[1]p335—336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会道门在上海的破坏活动1.组织暴动，破坏秩序。上海解放后，会道门接受美蒋特务的指使，进行叛乱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权。乾门老母道头子张某，在本市勾结九宫道、同善社、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会道门，成立群众自卫军匪特武装，阴谋举行全国性叛乱。九宫道东会头子张志博与天津八卦道头子赵圭章，在本市集会，商议组织反革命武装，决定由张某负责经费，赵圭章负责人员，称其为八卦出武，九宫出文。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数次在山东济南阴谋叛乱，即由本市道首王淮、李广山供给经费。同善社则由蒋匪帮直接供给经费，在农村中以蒋匪流散军人为骨干，结合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大刀会等会道门，组织真正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民救国正义荡寇忠勇军神州保民救国军等番号的匪特武装，图谋大举叛乱。2.编造谣言，扰乱人心。上海解放后，会道门制造了一系列反动谣言，企图破坏人民政府的威信。1949年秋，台风袭沪，海塘为海水冲塌，人民政府动员群众抢修海塘时，一贯道点传师凌秀歧乘机造谣，说是海龙王作怪，不可违反天意，人民政府派黄定宇同志前往工作时，凌煽动落后群众武装抗拒，将黄逼入河内淹死。[2]土改时，一贯道破坏土地改革，造谣说谁要分田产，子孙万代难复原[2]，涣散群众斗争情绪。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一贯道猖狂一时，妄图策应，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夸大美帝国主义力量，散布亲美恐美思想，大肆造谣惑众，说什么去了口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