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三国文化遗址一览古蜀文明的起源是岷山河谷，包括成都平原、临邛（今邛崃）、江源（今崇州）、南安（今乐山）这一“三角地带”。蒙文通先生《巴蜀史的问题》指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他主张“农业是从江源入成都平原的，江源、临邛，正是岷山河谷，蜀的文化可能从这里开始”。如果说古蜀文明从一个“三角地带”开始，那么，蜀汉文化遗址的“铁三角”，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特色是城市的标志，而城市最大的特性是文化性。蜀汉文化核心区域是成都的心灵、神韵和独特风俗的实体代表。西汉至东汉，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已基本形成；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中心。虽然从刘备建都到后主投降才短短42年，但成都在三国文化里的核心地位当仁不让，而且是三国文化的“首府”。既是“首府”，其凝聚的核心在哪里？成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座帝陵。一是惠陵；二是成汉李雄的安都陵；三是前蜀王建的永陵；四是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年代最早、影响最大、又是首批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便是刘备的惠陵。惠陵不但是西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帝陵，而且是唯一保存至今、毋庸置疑的三国时期皇帝陵。惠陵还是一座合葬墓，除刘备外，还葬有甘夫人和吴夫人。历代修葺，均有史志书、舆地书等详细记载。旧时坟堆甚大，异峰突起，成为回望城内皇城的一个瞭望台。后来在惠陵旁边修建刘备庙，南北朝时在刘备庙旁再建武侯祠。惠陵边那棵盛传为诸葛亮手植的古柏，俨然已经成为他鞠躬尽瘁的象征。“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这是唐朝诗人雍陶的描绘。据《昭烈忠武陵庙志》卷二引《陆游记》记载，有位唐代节度使曾来武侯祠，从该古柏上取下一树枝，制成手板，以书写记事，被记入后来的一种《图志》，遭到批评。可见在蜀人心目中，即使是节度使，也不能擅取武侯祠一草一木。成都城内，存在一个蜀汉文化的“铁三角”。如果以浆洗街为南北纵向轴，偏西方向是刘备墓惠陵，东北方向四五华里是关羽的衣冠庙，西南方向四五华里是张飞的衣冠冢（成都民间把位于今华西医院高干病房区内的小土坡认为是“张飞墓”，实为“成汉贵族墓”，1985年成都市考古队就发掘过，出土有上百件文物。这一误会，深切体现出成都百姓对张飞的缅怀之情）。成都市考古队蒋成曾经表达过自己的猜测：“三国和四川渊源甚深，离此墓不远的武侯祠有刘备的惠陵，洗面桥旁有祭祀关羽的衣冠冢。此三处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恰如桃园结义之三兄弟。”从位置而言，三个坟地恰如三角形，三个顶点犄角而立。本土民俗史学者帅培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铁三角”的意义，这个三角区域，应该是成都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所在之一，更是蜀汉历史地理的精华所在。因为围绕这个三角区域，惠陵、武侯祠成为核心，黄忠墓、赵云墓以及洗马池、万里桥、诸葛井、九里堤、向宠墓、庞统墓、马超墓、张飞营、牧马山等蜀汉历史文化点位，层列其外，构成蜀汉三国英雄文化的一个有序分布。其实，这一“铁三角”布局早已形成。南宋《方舆胜览》记载：“关、张祠……俱在府西七里惠陵左右。”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将分布说得很清楚，刘备庙在东，惠陵在西，武侯祠在庙西稍偏南，君臣紧紧相依。《明一统志》中更有“铁三角”的详细地理分布记录，并说到洪武初年，才把诸葛庙与惠陵“合庙祀之”。由此，武侯祠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王家祐主撰的《汉晋夕阳——三国旅游寻踪》认为：“刘备的惠陵与关羽衣冠庙、张飞桓侯祠，呈三角排列，这绝非偶然，而是民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表现形式。遗憾的是今天仅存刘备的惠陵，而他两位兄弟的祭祀遗迹却荡然无存了。”蜀汉皇宫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设坛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定都成都。诸葛亮为丞相。蜀汉皇宫修建于何时？史无明载，而且经过1800年的变迁，也无准确的遗址可认。但武担山则成为后人考证蜀汉皇宫的地理坐标。《三国志•先主传》载，公元223年，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武担山，位于新华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