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题银行法律处置措施完善研究一、接管制度和早期介入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法律规定的接管标准不尽合理。商业银行法第六十四条和银行业监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这种立法方式固然能够给予监管机关根据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相机处置的自由裁量权，但由于缺乏较为明确的标准，可能导致监管者不能公平对待被监管的银行机构，还可能导致监管者过度乐观而迟迟未能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实际也说明，银行监管部门采取监管行动往往不是太早，而是太晚。而拖延与犹豫不决是监管者在处理问题银行时的大忌，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矫正往往可能酿成更大的系统风险。因此一些国家改变了立法规定，这其中以美国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第38节所确立的“立即纠正行动〞（promptcorrectiveaction/pca，pca制度又被称为“结构性早期干预与解决措施〞structuredearlyinterventionandresolution/seir）为代表，即监管机构根据银行资本充足率等的不同情况，将银行分成五档，分别为资本充足率良好的银行，资本充足银行，资本缺乏银行，资本明显缺乏银行，资本严重缺乏银行，并对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从而为监管机关采取监管行动设置了明确的标准。其中某家银行假设被列入资本严重缺乏一档，那么在不迟于90天内，监管机构必须向该银行派出接管官员接管该银行。有学者提出seir制度过度依赖资本充足率的计量。而要准确地测度一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虽然资本充足率是审慎监管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引发银行倒闭的原因不仅限于资本缺乏，其他诸如低劣的银行管理、银行面临的欺诈以及宏观经济发生不利的突变等也可能引发银行问题。但seir制度仍有积极的一面。这一制度意味着监管机关须更频繁地对被监管对象实施检查，这样可能及早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这一制度也促使被监管的银行必须经常注意本身的资本充足率。此外，它还使监管机关的监管行为建立在公平、公开、有据可循的客观根底上。因此比较合理的立法应当既不是授予监管机关在采取监管行动时以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也不是将监管行动完全建立在诸如seir的根底上，而应当是兼顾两者，既授予监管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要求其行使监管权力时参照诸如seir的标准。我国银行业监管法第三十七条确立的银监会早期介入制度，实际上就借鉴了前述的监管经验。如中国银监会2004年2月公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方法就借鉴了前述美国的pca制度，该方法根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我国境内的商业银行分成资本充足银行、资本缺乏银行和资本严重缺乏银行，对这三类银行授权银监会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其中对于资本严重缺乏的银行，该方法授权银监会可对其采取接管措施。这与前述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并不一致。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应当对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管法所规定的银行监管机关采取接管行动时的“触发点〞——即“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予以修改完善。例如可以将前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方法中对于资本严重缺乏的银行，可授权银监会对其采取接管行动的规定从“行政规章〞的位阶上升为法律，成为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管法中规定的银行监管机关采取接管行动时的“触发点〞，同时仍保存“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的规定作为接管行动的“触发点〞，这样的规定可以使得银行监管机关在采取接管行动时既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这一裁量权也受到一定的客观标准的约束。其次，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管法对于接管后的接管措施规定不明。尤其是对于在接管期届满时，银行没有恢复经营能力时监管机关应当如何处理没有规定。一般而言，倘假设出现这种情形，合理的选择应当是启动最终的破产清算程序，最终消灭银行法人资格。再次，银行业监管法中有关早期介入制度的规定也存在缺乏之处。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问题银行经过整改后，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提交报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