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到明清——国民性的“大退步”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o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