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亲历记(摘录)李锐(1917-),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至2700万。”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年份-2度区(涝)-1度区(偏涝)0度区(正常)1度区(偏旱)2度区(旱)120个站总指数全国平均指数1954412926168-79-0.65819571517353419+25+0.2081958203735308-21-0.17519591334352513-9-0.0751960142133449+11+0.09219611236282915-1-0.008196569303441+95+0.7921972512263542+97+0.968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