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作者：韦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现在都到21世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经60多年，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并且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什么大家还不约而同地再来关注“启蒙”问题?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对我们现存的一些理论信念——乃至一些长期沿存下来的一些文化信念——进行再反思;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了,因而需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思想，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些理论准备。对“启蒙”概念，陈乐民先生在《启蒙札记》一书中以及钱乘旦和高全喜二位教授为这次会议所提交的发言文本中都做了很清楚的界定和溯源，尤其是陈乐民先生曾对17-18世纪发生在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做了很好的介绍。我这里只想补充这么一点：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谈“启蒙”，可以在英语“en-lighten-ment”原来词根组词的词义上使用，故不必直接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直接纠缠在一起(当然不能说“完全脱钩”)。就“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源含义来看，大致含有“点亮自己”、“弄清自己”和“唤醒他人(民众)”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能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进程中重新使用“Enlightenment”这个词的话，它的较接近的或者说其延伸意义可能是“新的思想解放”，即让我们自己从某种既存的“意识形态”——或言“意蒂牢结”(ideology的音译，林毓生先生所主张的译法)——的迷梦中苏醒和明白过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与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在中国晚清和民国初期一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的“启蒙”区别开来，但又不失与前二者的连续性，在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社会运行基本原理和必要条件进行梳理和再反思，使用资中筠先生最近所提议的“新启蒙”(NewEnlightenment)概念，应该是有道理的。在以下的发言中，我想讲四重意思：第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未竟之业;第二、新启蒙与对不同学科、不同派别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第三、寻求未来中国法治民主建设的重叠共识;第四、在当下中国进行“新启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下面我会把这四重意思综合起来讲。先讲第一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未竟之业。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和18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置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可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多的历史是世界各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和过渡的一个组成部分。记得前些年有人讲过，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除了从器物和科学技术的层面所讲的“工业化”外，从社会转型的层面看，可以将之分解为“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的人道化”四个组成部分。现在看来，这个归纳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最后的“一化”比较含糊，因而很难说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或典型特征。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按卡尔•波普(KarlPopper)一个分类，似乎可以把最后“一化”改为“社会的抽象化”，但是这种归纳法可能又比较学术一些，一般大众很难理解。考虑到现代社会运作的一些典型特征，且又能使某种归纳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所接受，我觉得可以把原来“社会的人道化”改为“国家的法治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一个现代社会的四条标准简略地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国家的法治化，价值的多元化”这“四化”。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民主和法治看成一个东西，把价值多元化暂且“悬置”起来，就可以把“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民主(和法治)化”看成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两个“轮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过去30年里，我们的经济已经市场化了，甚至过度市场化了(如教育的市场化，文化的市场化，宗教的市场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但是，不管用任何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政治的民主化还不具备，甚至还没有起步，而政治的民主化却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普遍发展进程，是一个大趋势。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