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青经历的饥饿和性启蒙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1969年初，姐姐下乡到宁南，不久上山砍柴跌断左臂，回到成都。到了4月，我满了16岁，学校发了许多次信函到财大，要财大催促马上到学校办理手续下乡。不下乡，处境艰难的父母会背上“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再到宁南，姐姐才被摔残。父母不愿意又重蹈覆辙。托了各种关系，最终落户到广汉县新华公社一大队四队。川西坝子，自然条件不错，队上因为有个好队长，是县上“学大寨”的标杆队，工分10分值一元多，亩产千斤更是不在话下。可是单门独户在这里下乡，生活还是十分“造孽”(可怜)。没有同伴，非常孤寂;劳作强度远远超过半大孩子能承受的界限……。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对于16岁的男孩说来，第二性征都还没发育，没有“煽盒盒”(耍女朋友)的欲望，男女之事不是每日的烦恼。知青生涯中最记得的事是和饥饿有关，时时刻刻的饥饿感，老是觉得粮食要难以为继的担忧，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左右;其次则是避不开的“性启蒙”。按理说，每年一个人各种原粮折合下来720斤应该足够了。谷子，每斤出米6两8;小麦，每斤出面8两;红苕、洋芋，每5斤折合一斤原粮，已经不少了。加上在8厘自留地里还有两季收成，夏天红苕间作包谷，冬天种小麦;门口沟渠边上的桤木树下，点下些扁豆，到了结扁豆时，摘都摘不赢;改土调田时废弃的小河湾里，插上些藤藤菜秧秧，夏天一到，隔天掐一回，根本吃不完。每年真正在乡下的时间算起来就9-10个月，吃光这些东西，还是饿，因为食量太大了。食量究竟有好大，没有确切的统计。按毛泽东：“忙时吃干，闲事吃稀”说法，也有计划，并没有“死吃哈胀”(胡吃海塞)。广汉成都知青本来就少，除了兴隆和连山有八里庄中学的知青外，其余都是分散落户。我一般不去“串队”，目的是免得人家回访，招待不起。农忙的时候，每天煮一次饭，一次用队长借给的“升”量一平升米，3斤多一点，全部“焖”成干饭。早上饿着肚子去出工，中午回家马上煮饭，不然等休息一会儿再煮饭，米还没开锅，农民些家里有老人煮饭，人家就已经喊出工了。饭一“倒气”，马上从中间按直径划成两半，就着泡的整块酸萝卜狼吞虎咽;留下半锅，晚上收工回家，两把火热得温热，继续狼吞虎咽。收麦子和菜籽的时候，早就没有米下锅了，等到生产队分了洋芋和新麦子，锅里煮半锅洋芋块，旁边贴上一圈新面粉做的饼，按上面的办法操作。农闲时，煮2/3升米，加上一大瓜瓢红苕块，煮成一大锅红苕稀饭，分三次吃完。嫌吃饭的碗小了，还专门去场上供销社买了一最小号的搪瓷洗脸盆当成饭碗。每天消耗的食物，折合成原粮，少则2斤多，多则接近4斤，那区区720斤原粮当然不够吃。于是为修好“五脏庙”(肠胃，成都俚语)，也就是那时候知青流行“吞饭”“杀伙食”(吞饭、吃饭，杀伙食--用种种办法混饭吃，知青流行语)等词语，煞费苦心地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喝蜂蜜川西地区，每到油菜花开季节，就有放蜂的人从南面逐花而来。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一个原来的寺庙“巫家寺”的后面两重殿，大雄宝殿和前殿已经在宝成线修路时拆毁，后面的林盘就是放蜂人的宿营地。晚上无聊孤寂到极点，经常到他们的宿营地看他们摇蜂蜜，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一天，蜂蜜摇完了，看见养蜂人把蜂蜜面上漂的蜂蛹舀到碗里隔水蒸。一见有吃的，馋虫被逗起来，于是找话题和养蜂人神侃，意在拖延时间分一杯羹。养蜂人看出用意，用一个小碗给我舀了一点。那个好吃哦!现在想起来还齿颊留香。吃完了，还涎皮赖脸的要再舀。养蜂人正色道不能多吃，吃多了会“服不住”(受不了)。不信这个邪，一番死磨滥缠后又吃了一碗。第二天早上醒来，无论如何睁不开眼睛。摸到镜子，用手搬开眼皮一看，眼皮水肿成了“汤司令”(电影地雷战里的汉奸，有格外肿胀的眼皮)，当然睁不开。吃肥料点小麦的时候，习惯是用熔化牛油拌种，然后再加上磷肥粉裹成一个个的黑颗粒。牛油那时候是没有人吃的，即使是油水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