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平：没有个人主义，就没有现代化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绑在了现代化这辆战车上。对很多国家来说，一开始是被动地被裹挟进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的先进分子发现，现代化其实是符合人的本性和大众利益的一场运动。因此，现代化日益成为一种有意识的主动追求。人们虽然言必称现代化，但什么是现代化，理论界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大体上来说，现代就是传统的反动。现代化这一说法的背后，其实是进步史观的理论预设。但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理论家都认可进步史观。而且，进步史观是一种线性史观，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为了叙述方便，学者们有时还会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简单来说，现代化就是通往现代性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是现代化的目标，或现代化的实质。不过，即使不承认进步史观的学者，也无法否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一直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尤其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甚至认为，社会学的诞生本身，其实就是人类智识对现代性的反应。思想界对现代性或现代化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学者们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创造了许多术语来指称这种二元对立。例如，在斯宾塞那里，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分别被称作“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那里，传统和现代分别被称作“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也有人把这两个概念译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这两位学者主要是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来阐述传统现代之分的。更多的学者，则是从社会理念或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则的角度来理解传统与现代之分，这些学者包括亨利·梅因、马克斯·韦伯、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在所有的思想家中，对现代化问题做出最大贡献的，无疑是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现代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理性化。理性化首先意味着韦伯所说的“祛魅”过程，即对无法验证的各种超验思维的拒斥。这些超验思维包括各种迷信和宗教中的各种非理性成分。理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各种社会组织的科层化。韦伯对理性化的阐述，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但是，现代化除了具有理性化这一特质之外，还具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质，那就是个人主义。韦伯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进行过多的阐述。梅因和帕森斯则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提出，社会进步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梅因明确指出，古代社会的所有“身份”，都来自于家族的权利和特权。换句话说，古代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主体，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人在现代社会里并不是没有身份，而是其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来自人与人之间自由公正的契约。只有脱离了家族身份的自由人，才能够与他人订立契约。也只有自由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才能够不受其他社会团体的干涉而得到顺利的执行。因此，契约精神只有以个人主义为前提才是真正的契约精神。帕森斯从社会地位获得的角度论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在其代表作《社会体系》一书中，帕森斯提出了所谓的“模式变量理论”。他提出了描述传统与现代（或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的5对模式变量。其中最重要的一对变量，就是“先赋地位（ascribedposition）”与“自致地位（achievedposition）”。这对变量所表述的意义，与“身份”与“契约”所表述的意义大致相同，但更加明确。所谓先赋地位，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与生俱来的身份所决定的，而这些身份往往与家庭出身有关。而自致地位是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依据其能力和成就来获得，而这些能力和成就则源于其个人的才华和努力。英语中还有一个词表达这一层意思，这个词就是“meritocracy”，它的意思是“根据一个人的才华或业绩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制度”，或者可以译为“功绩主义”。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功绩主义”的社会。依据现代社会的理想，所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公共职位），都应该是自致性的。现代社会决不允许，任何人仅仅因为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就能够获得某种公共职位，或者享受某种社会特权。纵观梅因和帕森斯的观点，我们可以对现代社会对待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