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人生》对小说文本的改编张永东任霄（.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摘要:《人生》的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差异主要在于相关人物在文本中的地位不同：剧本强化了刘巧珍和德顺老汉的重要性。从而使剧本更加倾向于“多情女子负心郎”的民间话语模式。剧本的这一变动强化了刘巧珍爱情的悲剧意义，同时部分地消解和遮蔽了高加林悲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剧本《人生》成了刘巧珍的悲剧和高加林的悲剧，成了双重奏，是两个主题。这样的改变原因一是因为刘巧珍和德顺老汉的象征意义和路遥内心对他们的喜爱；二是路遥对评论界的回应。关键词:路遥两部《人生》差异改变原因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曾经创作了两部《人生》：一部是发表于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另一部是路遥于1983年为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而在小说基础上创作的电影剧本《人生》。从路遥踏上文学道路开始，许多评论家、学者和作家从不同的视角、领域和层面对路遥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两部《人生》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将对路遥创作的两部《人生》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对造成两部文本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一、两部《人生》文本之比较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的反响和方方面面的反应。这其中不仅仅是读者和评论家，电影制片厂也发现了《人生》的价值。“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惊醒”[1]。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是路遥的朋友，于是路遥就把这部电影交给西安电影制片厂来拍。1983年路遥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电影剧本《人生》诞生了。路遥创作的两部《人生》的文本，其最大的区别在于相关人物在文本的位置发生了悄然和难以觉察的变化。其一是刘巧珍。在小说《人生》中，高加林是当然和绝对的主人公。因为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文学抱负是通过高加林实现的。正是因为塑造了高加林这一独特的、富有争议的人物形象，小说和路遥才获得了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路遥要“对整个这一文学想象作一次挑战性尝试……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于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对于高加林这一形象后来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广泛争议，我写作时就想到了——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目的。”[1]17“我想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的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人生”[2]。通过作家的指认我们知道高加林是小说理所当然的主人公。包括刘巧珍、黄亚萍、高明楼和德顺老汉在内的其他所有人物都是高加林的陪衬或者对比，都是为完成高加林这一人物的塑造服务的。但是在电影剧本里，刘巧珍的分量加大了，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舞台的中央，有了与高加林平分秋色甚至超越高加林的位置。小说《人生》是以高加林开头的，而剧本《人生》是以刘巧珍开头的。小说《人生》是以高加林结束的，剧本《人生》虽然也是以高加林结束的，但是这个结尾只有短短的48字的篇幅，表现在影片中只有大约36秒，而此前则是长达两页500字关于刘巧珍的内容，表现在影片中的是长达8分38秒的刘巧珍的结婚的场面，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剧本《人生》是以刘巧珍结束的。小说《人生》和剧本《人生》的差异性非常小，也非常少。据我们统计，两个文本的不同之处仅仅有21处。就在这仅有的21处改动中有12处改动都与刘巧珍有关，在这12处中又有5处是专为刘巧珍量身定做新加的细节。与小说相比，剧本新增加的刘巧珍的细节包括：一句感人的台词，“看把你累成啥了，你明天歇上一天！等咱们结婚了，你七天头上就歇上一天！我让你像学校里一样，过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