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王健史学研究网转贴自：《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一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引起过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顾颉刚先生曾于上世纪的20年代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的铺境、广东东莞的城隍庙等作过初步的研究，他通过研究民间文化中的神道与社会，“很愿意把各地方的社会和仪式的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来的社祀的历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衔接起来”[1](p71)。费孝通先生则在《江村经济》中对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加以留意，探讨了灶王、刘皇等“神道”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2]一些治文化史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问题也表现出了兴趣，如柳诒徵先生便撰有《述社》一文，对古代中国“社”之源流演变加以条缕剖析。[3]许地山亦曾著有《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此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论述还散见于当时不少关于民俗及社会风俗的论著之中。如张亮采编著之《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胡朴安主编《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等。本来，这些成果的取得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是十分有利的。但在解放后，由于受现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民间信仰更是被打入冷宫，特别是当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大陆绝迹后，就再也无人问津，研究则更加无从谈起。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近年来眼光向下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界的共识，在此背景之下，作为民间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开始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他们尝试解读民间信仰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从而使民间信仰成为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普通百姓的一个独特视角。而当前涉足于这一领域的既有历史学者，也有民俗学界、社会（文化）人类学界的学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使得民间信仰研究逐渐开始走上正轨，并取得了不少成果。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当前社会史领域中的民间信仰研究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作初步梳理，管见所及，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指正。从研究视野与方法上来看，解放前学者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传统史学的理路，如柳诒徵、许地山先生等，其特点就是完全从史料出发，引经据典，考察一种信仰或仪式的来龙去脉。第二类则以顾颉刚、费孝通诸先生为代表，他们的特点就是注意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的结合，注重田野考察与理论探讨的结合。第三类则是专门从民俗学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考察。（注：由于本文主要以社会史领域内的民间信仰研究为考察对象，因此，关于目前中国民俗学界的民间信仰研究暂不涉及。）在目前的社会史领域中，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更多的是步顾、费二位先生的后尘。这首先在关于民间信仰概念的界定上体现出来。传统的观点认为，所谓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相比，其区别主要在于没有系统化的仪式、经典、组织及领导等，如《辞海》对民间信仰所下定义便是指“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4](p5120)。此种观点明确认为民间信仰不具有宗教性，并把民间信仰基本只看作是古代社会的残留，而不是一种动态演进的现象，而且确信它必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最终走向消亡。但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进展，在学术界出现了数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古代在儒、释、道之外存在着第四种宗教，即民间宗教，而“民间宗教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派信仰的宗教，如白莲教、一贯道等；一是流传于民间的为普通民众所共同崇信和奉行的宗教戒律、仪式、境界及其多种信仰”[5]。在此，民间信仰显然已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还有一种观点则更强调中国民众信仰行为的宗教体系性及草根性（非文本性），认为它独立地存在为一种“民间宗教”（Popular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