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尊崇大师的民族意识毋庸置疑，大师，是一个崇高的称谓。《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一词的解释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也就是说，大师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学术上的水准，二是人格上的高度，三是被社会公认。三者是有机的整体，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但凡符合这一标准，就是大师；反之，即使你自视甚高，而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就称不上是大师；即使你才高八斗，而品德等而下之，也不会是个“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当然也就不是大师，即如《中庸》所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民族。当我们走进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耳畔仿佛回响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从孔子、孟子、庄子，到苍颉、毕、张衡，再到祖冲之、李冰、贾思勰等等；当我们翻开现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史的画卷，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恢宏的“大师方阵”：从胡风、梁漱溟、李叔同，到王国维、陈寅恪、启功，再到钱三强、华罗庚、袁隆平等等。正是众多难以尽数的杰出的大师级人物，及其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映照着中华悠久的历史和影响深远的文化。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如果没有他们，中华文化史会显得暗淡许多。中国是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俄国著名学者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而大师的意义或作用正是能够历史地担负起满足这种“社会需要”的责任。试想，如果没有邓稼先、钱三强、朱光亚、何泽慧等一批物理学家、核科学家，新中国就不可能完成“两弹一星”的壮举。如果没有钱学森、任新民等一批航天科学家，中国人就不可能实现遨游太空的梦想。同样，如果没有巴金、老舍、张大千、徐悲鸿、梅兰芳、钱钟书，中国的民族文化将会苍白无力。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民族，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催生一个又一个大师。中华民族具有尊崇大师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百姓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与天地神明及皇帝、祖先并称为“天地君亲师”，并写成条幅，高悬于中堂，供奉以香火。“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尊师重道，已成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对教师尊崇如斯，更何况师之大者？近读一位网友留言：“在我们这个最需要大师的时代，历史老人却没有为我们挽留住大师们的生命。每每传来大师去世的噩耗，让人不胜唏嘘！逝者已去，精神永存。大师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指示着后人努力的目标，指引着后人前进的方向，尤其是他们为人师表的品德，成为后人精神的砥砺。”此言甚是感人至深，它表达了人们的共同心声。诚然，我们不赞成个人崇拜，更不赞成个人迷信。但我们应崇敬一切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而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师级人物。尊崇大师就是尊重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民族。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杰出人物都不尊重，那就没有多少希望了。70多年前，郁达夫在一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生物之群；有了英雄而不去珍惜、爱护的民族，则是可怜的奴隶之邦。”此警世之言，催人猛醒，发人深思。我以为，在肯定和否定大师的问题上，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大师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决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从高度上说，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大师同一天辞世，让人悲满怀抱，无限感伤。逝者已去，生者何堪？我以为，在我们为痛失大师而同悲共悼之际，在我们感叹大师越来越奇缺之时，让我们把对大师的缅怀，乃至由此而引发的“文化焦虑”，凝聚成一种尊崇大师的民族意识，让尊崇大师成为更多人内心不变的情结，引导社会公众在走近大师的氛围中，接受大师精神的洗礼和熏陶，才是对大师们最好的祭奠和告慰。附言：该文发表在《中国青年》2009年第18期上，并配发了编者按。该刊按语写道：“大师”话题，坊间一向多有热议，盖因大师所代表的文化标高对现实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