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摘要: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发展;合法性:D6文献标识码:A:1008-7168(2009)05-0022-07一、政治发展与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发生的历史性变迁,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和经济的层面来看,都是极其深刻的。然而政治发展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得到与像经济发展一样的广泛认同与赞誉,在一些人眼中,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政治领域少有作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是滞后的,甚至把经济方面的困难也悉数归罪于政治发展。这种观点有着来自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一些人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目标有着一厢情愿的期待,缺乏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以西方国家现成的政治模版对照中国的政治发展;客观上是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渐进而不是激进的路径选择,不是一种大破大立的剧变,而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而造成一些人在直观上忽视渐进累积的前后对比,以至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治发展缺乏一种全面的认识。从不同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进行全面的探讨,仍然是目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自政治社会存在以来,合法性就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现象。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p.55)。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2](p.184)。简言之,就是指现存政治系统的民心向背。合法性理论是一种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解释,不管是中国历史上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邓小平说的“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都可以理解为对政治合法性这一概念的解读。对于一个政治系统来说,如果说政治权力是政治统治成为可能的前提,那么合法性则是政治统治持续的基础。“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紧紧跟随它前进”[3](p.264)。民众对政治统治的认同危机导致的合法性消解,意味着政治系统运行成本的增加与社会资源的耗费,还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动荡与对社会动员调控能力的下降,导致政治暴力的社会基础被掏空,最终结果是政治统治的崩溃。“正如伊朗前国王巴列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等所看到的,一旦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不复存在,光靠高压手段是不能使人们服从的。”[4](p.5)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也说过:“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通过强制手段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作为也会受到障碍;如果人们就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内战与革命。”[5](pp.36-37)古往今来的历史也无不证明了这一点。政治发展与合法性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政治发展作为政治系统在结构上日趋合理,在功能上日趋完善的过程,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撑与保障,离不开合法性资源的积累。另一方面,政治发展能够满足人类经济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共同需要,从而使政治系统获得了来自社会成员的认可、支持与服从,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换言之,政治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二者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并统一于政治系统的运行之中。因此,政治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