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上）20世纪初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开始不断受到挑战，德国的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美国的鲁滨逊（Robinson）以及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都以反传统史学的姿态出现。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1]，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以其骇人听闻的书名轰动一时。五四前后留德中国学生将德国史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及时向国内作了报道。此后我国学界对斯宾格勒的思想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加以介绍和研讨。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史学界出现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战国策派。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的传播和影响，先行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参考价值的却不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斯宾格勒在华早期的传播语焉不详。20世纪30－40年代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回应情况，除了战国策派外，人们对其他方面知之不多，尤其斯氏的两种理论著作在民国曾经翻译出版过，相关论著居然毫不知情。由此可见，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文世界中的流程，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清理。一、《西方的没落》的早期传播学界之所以认为李思纯是介绍斯宾格勒的第一人，其“罪魁祸首”还在于吴宓。1923年10月李思纯在《学衡》第22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对斯氏学说有简略的介绍。因此，1928年1月吴宓为张荫麟所译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作“编者识”说道：“吾国人士犹鲜知有斯宾格勒者，仅本志第二十二期李思纯君《论文化》篇中曾略及之。”[2]同时，吴宓在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页边注写道：“成，住，坏，劫。生，住，异，灭。参阅《学衡》二十二期李思纯《论文化》第五页。吾国杂志言及Spengler之书者始此，后无闻焉。”[3]吴宓有言在先，故今人王敦书认为李思纯是介绍斯宾格勒的第一人。事实上，即便当事人吴宓的话也未必可靠，杂志中言及斯氏之书并非始于李思纯，“后无闻焉”也过于武断，李思纯之后论及斯氏的，亦不乏其人。中德学术文化交流由来已久，1870年起清政府就派遣学生赴德留学。1919年德国魏玛共和国建立，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此后有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德国。《西方的没落》（以下简称《没落》）出版后在德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然后波及整个西方学术界，这部书成为当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德国的学术动态在身临其境的留德学生中间得到了回应。1920年宗白华赴德留学[4]，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研习哲学、美学等课程。留德期间，宗白华在1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自德见寄书》，报道了德国的学界动向。文中说：德国战后学术界忽大振作，书籍虽贵，而新书出版不绝，最盛者为相对论底发挥和辩论。此外就是“文化”的批评，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按《西方文化的消观》即指《没落》；《哲学家的旅行日记》（Thetraveldiaryofaphilosopher），俄裔德人凯泽林（HermanAlexanderKyeserling，1880－1946）著[5]，1919年出版。文中还指出，“中国将来的文---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强调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必专门模仿。[6]宗白华之所以一改五四学人普遍西化的倾向，对中国固有文化抱有一份敬意，应与德国学界对我国文化的推崇有一定的关联[7]。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这封不太起眼的信居然引起国内学人的注意。陈嘉异1921年2月13日给李石岑的信中说，他看到宗白华登在《学灯》上的这封信，甚有感触，以为“吾辈生于中国实负有两重责任：一层在介绍西方文化，一层即在阐发固有文化，必合此东西文化，然后将来之‘世界文化’乃能产生。”[8]宗白华、陈嘉异都直接参与了五四期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斯氏的学说则间接对这场论战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果说宗白华仅在文中提及《没落》的书名，没有任何介绍内容的文字，还够不上“最早向国内介绍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人”[9]，那么与宗白华是同学关系，也在德国留学的魏嗣銮，则完全可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