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中的歧路摘要：夏志清和普实克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海外学者，他们因《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而起论争，意识形态的分野和学术背景的隔阂，再加上个人意气作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两位硕学的视野。时过境迁，我们拥有足够的时空距离以及新锐而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应该能对涉及的问题作出更为清晰的判断。但笔者只想辨析两人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展示鲁迅研究中的歧路。关键词：夏志清；普实克；鲁迅研究作者简介：钟赵二(1992-),男，广东韶关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1＞缘起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这本专著综论1917年至1957年间中国白话小说的新传统。书出版后有一篇文章认为它是英语国家第一本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严肃著述。全书体制恢弘，批评视野开阔，不拘泥于一家学说，其主要观点影响所及，甚至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一一评夏志清的》，因视野的广博及分析的细致精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但我们遗憾地发现：普教授的文章有诸多不实之处，而夏志清的回应文章也有部分观点值得商榷。2、两人的学术背景普实克于1932年留学中国，期间曾与胡适、鲁迅等人交游。1937年返回布拉格并出版了《呐喊》捷克文译本。从1945年开始，他任教于布拉格查理大学中文系，并倾力研究中国文学。他在英语世界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和《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普实克所属的“布拉格学派”认为：文学研究关怀的是“文学性”而非单纯的文学作品，文学是一种学问、一门知识所以，“我们不要局限在偶发的成分(accidentals),要对全部作品做系统的分析，观察它的特质。”夏志清于1940年代后期在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丄。期间深受李维斯的“大传统”理论及新批评学派的浸润。1952年他申请到洛氏基金会的资助，用三年时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体部分，经修订后于1961年出版。这部著作与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师地位。3、两人的主要分歧鲁迅自叙为何写小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弓I起疗救的注意。”普实克的阐释为：鲁迅一点也不同情他身处其间的社会，“他觉得那是一个需要医治的、染着疾病的社会，而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医治这些疾病”。医治生理疾病的医生也许可以不必同情病患，他的职责不必是悬壶济世，但鲁迅期望的是唤醒国人，医治国人的麻木不仁。如果没有对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的痛彻肺腑的怜悯，他大可以退隐山林。普实克的解读几乎抽离了鲁迅作为常人应有的喜怒哀乐。而夏著则认为鲁迅悲愤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新思想无法改变他们，所以鲁迅在象征的意义上摒弃了他的故乡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由于普实克坚持鲁迅前后期思想一脉相承、鲁迅自始至终都是革命战士，所以在他看来，鲁迅进行文学创作除了暴露中国社会普遍的麻木不仁和残忍，更主要的是揪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他继而坚称祥林嫂是“一个被黑暗势力拖向毁灭的人”，鲁迅的小说也清楚地“揭示出是什么势力将祥林嫂逼迫至死”,就是“那位可尊可敬的鲁四老爷”。其论证颇为“奇特”：首先承认《祝福》的叙述过程“充满一种可怕的宿命感和残忍性”;然后把传统的雇佣关系解释为剥削关系,把雇佣过程中出现的正常解雇（祥林嫂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归纳为“剥夺了她的生计并把她赶上街头”，把封建农村流传的迷信归结为鲁四老爷的散布和谣传。姑且忽略普实克行文的前后矛盾：“可怕的宿命感”不正代表人力无法改变的因素又怎么能说罪魁祸首是“可尊可敬的鲁四老爷”？需要澄清的是，鲁迅1928年之前仍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对“阶级斗争哲学”不其了了，在写作《祝福》的1924年，他依然深深为自己的游移折磨，他既反对传统文化的僵硬和教条化,又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这二者产生的紧张关系，鲁迅终其一生都未曾解决。由此观之，夏志清的分析较为合理：鲁迅的愤恨主要不是指向具体的地主豪绅个人，他以同情和讽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