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亲繁殖”对学术产出究竟有何影响基于文献综述的视角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学界扩大了研究范围及样本量。如2010年克鲁思-卡斯特洛（Cruz-Castro）调查了7637名西班牙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状况，并控制了性别、职称、职务、取得博士学位前的学术产出、博士毕业年限、博士毕业后的学术产出等变量，分析表明“近亲繁殖”教员与非“近亲”教员在学术发表上无差异，这一研究以更大的样本量追踪记录了相同样本的持续发展进程与关键环节[103]。另一方面，学界创新了研究方法。如Horta等对包括工程（各类学科子领域）、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包含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领域内日本教员的36次深入访谈（其中“近亲繁殖”15次，非“近亲繁殖”21次）的分析，强调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学术“近亲繁殖”是不可避免的，当高等教育系统成熟并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需求时，学术“近亲繁殖”的影响变得更有危害而不是有益[104]。在后续研究中，奥尔塔等将访谈对象设定为36名葡萄牙与21名俄罗斯大学副校长及二级学院院长，进一步分析了俄罗斯与葡萄牙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学术“近亲繁殖”现象的成因、机理、影响，强调学术“近亲繁殖”一直未被全盘否定，尤其在高等教育初期发展中维护了学术团体内部的团结稳定。奥尔塔认为，不应强制禁止“近亲繁殖”，应采取公开透明的选聘流程，加强国际交流[105]。Russell以澳大利亚21所法学院的429名教员为研究对象，统计其在顶级法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与总引文索引，分析其学术产出率，发现“近亲繁殖”与学术生产力之间未能通过相关性检验，从而验证了Long和Cruz-Castro等人的结论[106]。菲里普（Philip）整理了来自俄罗斯、西班牙、乌克兰、斯洛文尼亚、阿根廷、南非、中国和日本8个国家的“近亲繁殖”现象的数据，分析这一现象对学术界与高校所产生的影响[107]，菲里普的突出贡献在于扩展了研究的区域范围。国内大多研究表明，“近亲繁殖”与学术产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林杰对比了中美高校从业教师的调查结果，认为我国高校“近亲繁殖”教师的学术产出稍高于非“近亲繁殖”，而美国正好相反；我国“近亲繁殖”教师与非“近亲繁殖”教师的报酬收入差异不显著，而美国高校非“近亲繁殖”教师的报酬收入显著高于“近亲繁殖”[14]。林杰是国内首次采用实证方法得出“近亲繁殖”教师科研产出更高结论的学者，但中国有关“近亲繁殖”与学术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总体上非常稀缺。为表明学缘关系对学术产出的影响具有结构化的特点，沈勇研究了875名教师的学术产出，发现博士学缘对学术产出有负向影响或不显著，本科学缘对学术产出无影响，而硕士学缘对学术产出有正向影响[108]。同期，吴丹英通过研究发现，高校科研能力不影响“近亲繁殖”率，高校科研水平和学术“近亲繁殖”率呈显著正相关，但已显现恶性循环的表征，国家投入对学术“近亲繁殖率”的影响显著[109]。六、“近亲繁殖”对学术产出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近亲繁殖”是严重的高等教育学术职业发展问题从“近亲繁殖”学术研究的演进历程看，“近亲繁殖”是严重的高等教育学术职业发展问题。早期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工程学与科学领域，时下很多学者已经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多种学科。如法学研究领域的学者Russell、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Orlanda、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王军辉和夏纪军等。在覆盖区域方面，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如Eells、McGee、Hargens、Wyer、Eisenberg等的研究。随后欧洲也出现大量相关的研究，如Cruz-Castro、Orlanda、Saha、Smyth、Ozlem、Soler、Horta的研究以及Horta针对日本学者的访谈分析。基于“近亲繁殖”的不同观点可以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1）早期阶段（1908-1958年）。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近亲繁殖”对学术产出具有负向影响，并不具有正功能，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限制“近亲繁殖”。这一时期的研究缺乏对学术“近亲繁殖”形成机理及背后原因的深层次分析。1908年前哈佛大学校长Eliot痛斥“近亲繁殖”的积弊，但对“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危害并未具体阐明。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思辨、调查问卷等方法。之后McNeely、Eells、Hollingshead等学者采用实证方法，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