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体看今日中国1991年的12月25日，对于欧美国家的人们，本来应该是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的一个享受圣诞节的日子。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曾经给他们以无限压力甚至是恐惧的强大敌人，在悄无声息中四分五裂了，没有剧烈的兵变，也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游行，一切突如其来却又显得理所当然。这样一个在20世纪曾辉煌过69个春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唯一可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从此就只存在在人们的记忆当中。20余年以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一直是众多学者热衷于探讨的问题，一时称得上百家争鸣，众说纷纭，但是其中的很多观点在仔细推敲之下，都显得不是那么无懈可击，一是计划经济导致崩溃，然而事实上，在苏联最后的几年当中，经济增长虽然减缓，但并没有出现倒亏，更遑论崩溃了；而是戈尔巴乔夫引进的民主机制造成的民众选择这种说法在苏联解体前后进行的调查中支持社会主义的人数高达80%的数据面前显然无法让人信服；还有的说苏联的解体在欧美的压力下必然解体，可事实上，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下，欧美对苏联的抵制从20世纪初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伊始就已经开始了，可是这个国家在其最弱小的时候并没有被摧毁，而且在二战时候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完全没有理由在其达到巅峰的时候就这样平静的被摧毁。仔细考虑这些客观原因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联这栋大楼，是从他的最高层，也就是领导阶级，自上而下的自我毁灭的。首先，严重的官僚主义让苏联在社会民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官僚作为一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毒瘤。列宁在苏联革命发展的早期就提出了防止人民公仆变成官僚阶级的办法：实行选举制度，保证官员随时可以撤换；官员的薪金不能高于工人的工资；将监督和监察的权利下放全给体公民，保证官员的行政行为能够得到好的监督。列宁的构想可以说无可厚非，可是结合当时俄国的现实情况，下层人民长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不能接触到先进的文化，把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托付给这样的无产阶级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选举制度往往流于形式，真正的权利还是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等到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模式建立起来，员不再是选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产生，而是由上级领导直接指派，同时斯大林提出“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按照这一原则来布局政权,就使得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名义上是政党,实质是国家政权组织。这样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所有政府部门的干部。干部任命制必然造成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脱离群众,产生官僚主义,形成特权阶层。而苏共的特权在当时又是十分广泛的，正所谓“布尔什维克消灭了资本剥削,却没有消灭权力剥削”，二战以后苏联官员的特权就有包括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在内的六种特权。由于党的队伍染上了特权的病毒,入党不再意味着奉献而成了有利可图的事情,使得许多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为了追逐权力而入党,造成了党的队伍建设在“入口”上的缺陷。耐人寻味的的一点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过程中，最希望看到这种结果的不是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正是这些居于庙堂之上，掌握这个国家根本的官员们，他们在特权机制下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一些人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可以说苏共通过自己努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成为资本主义最重视的敌人，却又为了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自我背离了这种制度，最终摧毁了这种制度。其次，苏共在执政过程中犯了两个极端性的错误,要么推行极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搞思想文化专制,压制理论创新;要么奉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路线,取消和摧毁国家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全盘西化,让西方意识形态充斥苏联意识形态空间。苏联早期推行极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窒息了理论创新的空间。在苏联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