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战略出发开展语言政策探究人物简介：张治国，民进会员，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目前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语言学（尤其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词汇学、语言比较教育学。2011年翻译出版了《语言政策一一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以下简称《语言政策》）。关键词：国家战略；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937（2012）02-0011-04一、《语言政策》的翻译及其意义《世界教育信息》：张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并恭喜您的译著《语言政策》问世。请问当初您怎么会想到要把该书译成中文？张治国：想把这本书译成中文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早在2006年，当我看完博纳德•斯波斯基（BernardSpolsky）的新作《语言政策》（英文版）时就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一是非常有趣地介绍了语言政策，让读者感到语言政策就在我们身边，打破了我们以前对语言政策的固定思维语言政策是高高在上的政府行为；二是可以吸引和引导国内学界对语言政策的研究兴趣，从而推进我国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200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指出：我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一直是语言学中的薄弱环节。”当我看到这句话时，马上想起了《语言政策》这本书。了解和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是开展创新研究的前提，我想通过一个人的努力让国内更多的人，尤其是不太懂或不懂英语的人，以更快更彻底的方式了解此书，为此，我开始着手翻译此书。《世界教育信息》：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张治国：在翻译《语言政策》时，总体遇到三个比较大的挑战。第一是版权问题。一开始，我与该书的作者斯波斯基教授联系，然后与剑桥大学出版社沟通，最终得到的答复是：出版社不与私人签约，他们只能与我国的出版社商谈。于是,我找了几家出版社毛遂自荐，结果都吃了闭门羹。正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我的同事蔡永良教授把我引荐给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徐大明教授，正好该中心与国家语委和商务印书馆有“语言规划经典译丛"的项目。经过他们对若干候选人的试译评价，本人很荣幸地被选为《语言政策》一书的译者，由商务印书馆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版权。第二是翻译本身的问题。我是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的，译完该书的第一体会是：看懂一本书与翻译一本书完全是两回事。看书时，一些细节和难点一带而过，而翻译则不能，而且还要思考恰当的表达方式等很多问题。在翻译完本书后，我想起了鲁迅在《新的世故》中的一句话：“创作难，翻译也不易。"某些时候，翻译甚至还要难于创作，因为创作时作者可以"绕道而行”，把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或表达方式避开。可是在翻译时，译者在内容和表达意思上都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人云亦云”。本人在两种语言间的语码转换中寻找最佳的桥梁时常常遇到以下问题：对原文的理解、专业术语的翻译、词汇的空缺、长句的处理和语篇的衔接。第三是多学科领域的知识理解问题。该书是专业书籍，术语多，使用了许多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政策等方面的专业术语；内容涉及面广，包含了政策学、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法律、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领域；书中使用的语种多，该书在论述某国的语言政策时，时常会出现一些用该国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拉丁语、汉语、希伯来语、挪威语等）表达的术语。对于这些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我主要采取了查资料和请教专家两种方式。《世界教育信息》：张老师，《语言政策》原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和译者都是该领域的专家，该书的翻译亦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目前国内译著不少，但获得国家最高级别资助的却凤毛麟角，对这一情况您有什么看法？张治国：我认为译著能得到资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国家总体发展的原因。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国际接触、国际合作的活动日益增多。在这些活动中，不管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语言都成为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