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12”汶川大地震看公共危机中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孔子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诚实守信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备受推崇。作为社会的重要联系纽带，作为非正式制度规范的信用对于补充正式制度安排、对社会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一个特殊范畴，政府及其官员们遵守信用而体现出来的政府公信力，为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奠定基础。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危机频发期，公共危机情境下树立良好的政府公信力对于促进公共危机的解决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自2003年“非典”危机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公共危机情境下政府公信力问题的大探讨，已经有七年的时间。随着政府处置各类公共危机事件经验的不断积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得以大幅度提升，而政府公信力也随之取得了长足发展，这证明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与公信力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2003年“非典”危机前期与今年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中的政府公信力之间存在的极大差别，究其原因，公共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颇多，通过实例，比照两次公共危机中政府的种种不同作为，寻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路径。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伴随着危机的解决而发生的。同样，作为公共事务和公共危机管理者的政府，也在一次又一次地危机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公共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公信力也得以不断提升。通过“5·12”汶川大地震和SARS危机中政府公信力情况的对比，悉数政府在面临两次灾难采取的不同措施，我们能找到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的原因。“5·12"汶川大地震与SARS危机中政府公信力悬殊的原因从SARS到“5·12”汶川大地震，每一次公共危机的爆发都是对各级政府信用的严峻考验，而在两次公共危机处理中，政府危机管理的理念和效率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得政府公信力存在着高低悬殊：第一，政府危机管理理念的区别：1.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的理念。2.依法行政和法制的理念。第二，政府危机管理行为的区别。第三，政府危机管理效率的区别。由上文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试着探讨一下政府应当如何提升其在公共危机下的公信力。“管理者效应”是真正危机的开始居高临下是管理者的一般心理特征，他与管理对象的心理契约往往是“我懂你不懂”、“我能你不能”、“我好你不好”。这种习惯性的心理定势，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危机处理中就极容易引发“管理者效应”，即管理者陷入了先入为主式的决策模式。松花江严重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在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公告，称将对市区市政供水管网设施进行检修并停止供水，检修并停水的时间约为4天，恢复供水时间另行公告。对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水污染意味着什么，政府和全社会都会掂量出它的严重分量，紧急停水自然是唯一的选择。但要不要让全社会知道事实真相，取决于处理危机的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公众的承受力，二是政府独立解决危机的能力。这两个条件有着内在联系，前一个条件是以后一个条件为基础的。在危机初期，管理者一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做出一些自欺欺人的事情，这叫一厢情愿的“鸵鸟式应对”。漠视社会的反应和恐惧社会的反应，实际是忽略了问题的实质，即没有看到任何公共危机最终都要靠公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政府不是上帝。理解大众的感受是赢得信任的基础在包括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在内的许多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最能够帮助公众建立起抗灾信心。“领袖和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灾难？这种精神的力量并非来自官方的豪言壮语，也不是来自救世主式的援助，而是来自一个最朴实的道理，有福同享有难共当的生死与共的情感。危机中的沟通，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沟通，作为政府不能只告诉人们你想要他们做的事，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你理解他们的感受。政府在帮助公众理解影响他们的生命、感觉和价值观的事实，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危机，并做出理智的决定。哈尔滨停水期间，温家宝总理亲临哈尔滨市视察松花江水污染情况，到购物中心察看饮料供应情况，到工人家庭走访，使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