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德怀事件”看网络时代的公众自我议程设置wwndcnc/libpage/mjjz一、公众自我设置议程的典型案例2004年4月，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在报考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的博士生时，初试成绩排名第一，但在面试复试中，他被刷了下来，笔试成绩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人被录取。甘由此质疑此次博士招生的公正性，向北京大学纪检部门提出申诉，与北大校方交涉未果。7月9日，甘德怀把一篇名为《我的北大考博经历》文章发到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新语丝”网站上，引起轰动。类似的事件在网络上爆炒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近两年发生的“哈尔滨宝马车肇事案”、“沈阳刘涌案”、“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事件”等经传统媒介报道，通过网络造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充分展示了互联网新媒体的力量。然而“甘德怀事件”却不太一样，它起初并没有惊动传统的大众媒介，而是当事一方利用互联网主动发起、直接策动的。除此之外，“甘德怀事件”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矛头指向的当事人直接参与了这场论战。7月16日，朱苏力教授在“新语丝”发表了《关于甘德怀同学面试情况的说明》一文，力图澄清甘的诸多指责，但招生程序上的几个疏漏仍然受到了关注此事人们的质疑。7月18日，“新语丝”网站的创办者方舟子发表题为《北大法学院的诚信危机》一文，使得“考博事件”论战迅速升级。据知情者透露，在这一阶段，从最初的情况反映到当事双方的交锋，以及最后对内幕的揭发，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7月27日《新京报》发表了对朱苏力的专访——《北大法学院：在甘德怀事件上问心无愧》，再次让朱站出来说话。接下来国内各地传统媒介纷纷跟进，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在网络上，朱的多位学生以真名实姓出现为朱苏力辩护；而以方舟子为代表的网民，则对“考博事件”继续进行了分析、论证和评论，双方各持一辞，莫衷一是。根据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时间内对某个事件和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网络时代大众传播功能发生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正。从“甘德怀事件”来看，网络的参与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在事件整个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的议程设置权力开始由媒介转移到社会公众手中。社会公众利用网络陈述事实或发表意见，以各种不同的传播形式，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我们把它称作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二、议程设置理论的重新构建在网络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中，公众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通过网络赋予某一事件以显著性，塑造“拟态环境”影响网络受众的认知，然后通过对该事件较长时间的关注而形成公众大致相似的看法。此时，大众媒介不仅形成社会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让公众自己反映社会议题，并依据各自对新闻价值的理解设置议程，这是网络公众自我议程设置的最大特点。为更加明确网络赋予“议程设置”理论的全新内涵，我们不妨借助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的比较，对公众自我议程设置的过程进行分析。首先，公众通过网络发布消息，引发讨论。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处于被动地位，被媒介设置的议程牵着鼻子走，参与传播进程的能力有限。到了网络媒介时代，受众由被动变为主动，自己可以设置议程。甘德怀就可以没有任何阻碍地把自己的文章发在“新语丝”网站上，而引发以后的大讨论。这是和网络开放、自由的特性分不开的，这种“弱控制”的传媒将一部分传播权力由少数人手中分散了到广大网民手中。并且，网络在扮演“把关人”的角色时，没有传统媒体那么具有垄断的权力和繁杂的程序，以及价值观的单一性。“甘德怀事件”表明，传统的大众传媒不再是设置公共议程的唯一机构。其次，网上形成辩论，观点相互交锋。在这个阶段，网络的互动性表现的较为突出。就传统媒体而言，媒体和受众的互动性带有滞后和间接的特点。所以当一个新闻或是一组评论在电视或者报纸上发表以后，受众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般是要通过信件或是电话，要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到达信源那里。网络媒体则与之相反，受众可以利用网络即时、互动的特性发布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任何公众都可以在同一信道中迅速地把反馈信息传达出去。这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