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农村--关于农村的意识形态农村是什么，淘尽了政治污染、历史喧嚣的精神乌托邦？前现代叙事的幸存文本？还是一个尚未被市场理性收编的无意识区域（或者是被遗忘的角落）？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各种文本里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甚至是决然相反的农村或农民：我们不难发现刘姥姥和陈奂生之间的共性，也很容易寻找到桃花源和湘西世界背后所共有的欲望投射。但是否存在某种共有的农村事实，它超越了各种农村构型的经验划分？我所说的"共有"不是在刘姥姥和秋菊之间描绘出一条编年史式的发展线索，也不是力图"发现"小鲍庄和湘西世界这两种决然相反的农村想象之间的共性，而是农村或农民作为一种"他者形象"在想象中被构照的事实--想象的农村。这一构造事实作为一种言说背景，一种他者，一方面既协助构想了特定文本的农村叙事，同时也为特定文本自身叙事统一性的建构提供了观念或想象意义上的可能。特别是各种涉及现代性问题的文本，它们确立自身的同一性的过程--作为一个确立"他者"的过程，农村是否总是成为这一"他者"的首选对象？或者说农村始终以一种被各种现代性话语所排除、拒绝和否认的历史内容的"收容所"形象出现在文本中？即使在革命叙事中，农村或农民获得了"正面"的表达，但这种"正面"也是一种被发现的"正面"，是农民或农村经过引导、发动或改造而获得的"正面"。农村或农民是作为宾语出现在革命语录中，它们的"他者"本质并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叙事和其它现代性话语其实共享着同样的农村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象。同样，沈从文式的农村是否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正面"发现"或利用？拒绝"物化"的精神力比多正是从农村作为现代叙事的"他者形象"中获得其想象的投射处。从上述对农村叙事的粗略的经验分类中，我们是否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农村事实："想象的农村"在现代叙事里是一个无言的存在，被动的他者。它以"他者的形象"构成了一种现代言说的背景，为现代叙事同一性的确立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可能，同时"想象的农村"也是一段与现代性无关的"黑暗存在"，或者只能凭借各种非农村力量的介入，才能在现代史上认出自身存在的一种存在？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想象的农村"是一种权力事实，作为给定的"农村知识"，它决定了什么样的农村值得我们关注，或者说关注农村的什么会被认为有价值。此外，"想象的农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文本的直接叙述中，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文本的沉默当中，作为一种言说背景存在于文本没有说出来的地方，构成了一些似乎与农村毫无关系的文本之叙事建构的可能性；塑造了人们的农村体验，甚至包括农民对于自身的想象。这些体验和想象通过文学叙事、新闻报导、农村研究、官方统计数字和各种散文习作等不同类型的文本不断地得到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一种"共有"的事实，作为现代叙事的"他者"--农村是以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事实进入了各种现代叙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革命叙事的农村再现里，农村是革命的基础、动力，而在另一种叙事里，农村立刻转化为欺诈、独裁、贫困和无知的发源地，土匪和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群氓的聚集区。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代消费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本里，农村为什么转化为贫穷、落后、缺乏时尚、没有法制，难于被市场理性收编的市场无意识。由于"想象的农村"的存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打工仔"，在东京或在纽约的上海人、北京人成为鲁滨逊式的创业者，而在北京、上海的农民却是居心叵测的保姆、潜在的罪犯，正如赛义德指出的那样：人们所创造的是人们所能认识的事实，人们是通过"想象的农村"体验农村、发现农村。我不想否认上述"再现"没有其"客观对应性"，但是，主客观的关系从来就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精神生活有着自身的辩证法。作为表象、神话或认识素--意识形态是一种给定的事实居于所谓的主客观关系当中，因此，"想象的农村"研究不提供一种关于现实农村的认识，它是观念农村的研究，一种意识形态研究，它所能提供的是一份关于农村体验的备忘录。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