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称谓的多重指涉及相互关系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换言之，它的具体指称对象是什么？这应该是进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只有弄清这一称谓与其所指称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明确所论本体的具体指向；也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问题时，我们的论题才能奠定在一个明确而坚实的根基上。否则，它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某些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和纯粹性。而且长此以往，它还将有可能滋长衍生成为制约整个学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就此问题，结合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在进行历史追溯的同时，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正。世纪伊始，抚今追昔。在对本学科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的同时，我们益发深切地感到以一种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对这一基本的、最起码的基础和前提问题进行系统观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我们对几代学人近百年的辛勤耕耘充满着敬意。他们在资料的爬梳、脉络的清理、范畴的厘定、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且单就著述形态的批评史研究而论，已先后出现过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两个高峰期，并以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集其大成，为21世纪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我们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与这种研究的成就斐然、硕果累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对学科特性自省的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学科自身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理论观照，似乎仍是一个研究的盲点。考诸20世纪著述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30年代前后的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到80年代以来的敏泽、黄海章、周勋初、蔡钟翔、张少康、王运熙、蔡镇楚等，举凡著作十余部，就中国文学批评史本体的自省方面，虽各家大都有所涉及，且其中亦不乏辨析较详者如陈钟凡、罗根泽、朱东润、黄海章、周勋初、蔡钟翔、王运熙、蔡镇楚等，但若论及就其称谓问题而能予以明确阐释或准确理解者，却委实罕有（注：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指称的阐释问题，其情形确乎如此。仅就我们能够参考到的十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而论，应该说各家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过本体意义上的思考和探讨，其中虽不乏辨析较详者，但都始终未能就此问题给出全面准确的阐释。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虽于“文学批评”析之较详，且其第三章名之曰“中国文学批评史总述”，然而并无具体阐释（参见该书第1～9页）。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版）只留意了文学批评的产生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详见该书《绪论》）。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当属对此问题思辨较多者，然而仍没有给出过正面表述（详见该书《绪言》）。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曾分辨了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的差异及中国文学批评的分类等问题（详见该书《绪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批评史著作，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当推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二者显然已提出这一问题，但由于时代原因，依然没有触及指称的多重性问题，且其表述也欠全面准确（参见黄著上编《概说》、周著《小---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引》）。蔡钟翔等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曾鲜明地提到“正名”问题，并付诸实践（详见该书《绪言》第36～37页）。至于王、顾《通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虽于语义辨之甚详，且征之于韦勒克·沃伦以及刘若愚等的观点，但在正文中并未着眼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问题，反倒以“文学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史”（参见该书第一编《先秦文学批评》第一章《绪论》）。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对此作了比较谨慎的探讨，然而蔡先生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作为部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层面差别和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