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缺位问题研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F830.6[文献标识码]A[]1004-9339(2010)02-0046-05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城乡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农村生产和经营方式加速转变，农村金融作为融通资金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世界性难题，其原因在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带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可持续问题，致使农村金融风险难以把握和控制，商业性金融资本从安全和趋利的目的出发，远离农村资金市场；加之各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一般选择工业化优先，致使农村金融制度、政策安排不足，农村金融抑制长期存在，农村金融资源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失血”。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途径究竟在哪里?从国外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盛行至今的合作金融体制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模式。如德国早在1770年就成立了土地抵押信用协会，创造了以农村土地资产为依托的合作金融组织形式。美国是采取银行与合作社的发散型混合模式，上层为银行体制――联邦土地银行，基层则为合作社体制。日本是以强大的农协系统的合作金融为主体。国外合作金融体制在农村金融市场成功运行的原因在于：一是弱势的农民联合是对抗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本能选择；二是合作金融能够发挥农村各微观经济体信息高度透明的优势，使交易成本降低成为必然；三是农民合作可以共同利用金融资源，创新适应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组织。回顾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史，合作金融曾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昙花一现；新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属性先天不足，后天严重异化；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陷入困境，作用十分有限。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严重缺位，不能满足“三农”的需要，创新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和组织形式已经十分迫切。一、合作金融组织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昙花一现回顾中国金融发展史，合作金融曾于20世纪初在中国诞生和发展。20世纪早期，西方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一些开放之士最早接触了现代合作思想，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合作经济的主张。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合作经济的先行者，他主要推崇消费合作社，主张“由社会团体来分配货物”。代表性的人物还有薛仙舟、梁漱溟等。薛仙舟在《中国合作化方案》中认为，“及至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机关星罗棋布，全国合作化了，然后全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然后革命才算真的成功”。梁漱溟先生的合作理论与实践独树一帜，组织农村合作社是他“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合作社之所由起，实在是经济压迫下弱者散者的一个防卫与自救”，“中国社会是一个顶软弱散漫的社会，所以顶需要合作，顶容易走上合作的路”。他主张生产合作，“中国最大的问题，急迫的需要就是所谓‘造产’。”“造产”即我们讲的“财富增值”或“开发产业”、“改进技术”。“所以如果合作是应于需要而来的话，那么中国的合作决不是消费的合作，一定是生产的合作。”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农村合作社运动列为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剥削，他们很迫切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他又指出：“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了合作事业，产生了消费合作社，而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合作事业向多个领域扩展，消费、信用、生产诸方面的合作事业相继兴起。中国合作社事业发端应以1918年3月3日建立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为标志，它是按照现代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我国最早的消费合作社。最早的城市信用合作组织是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是在薛仙舟的倡导下，由复旦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发起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