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史上祁红的五次“创新”祁门这个地方，温暖湿润，山多地少，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85.78%，是一个适宜于茶树生长，并且能够生产出好茶的地方。祁门历来产好茶，这里我摘录一段资料，来自吴锡端老师所著的《祁门红茶——茶中贵族的百年传奇》一书，“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专门论及歙州茶，在敦煌出土的变文《茶酒论》中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记载，这个“浮梁歙州，万国来求”中的茶，指的就是徽州茶区、祁门茶区的茶。（该书详细记载了祁门红茶的方方面面，回望历史，展望将来，是当前了解祁红最好的读物之一）。引用这段资料就是要说明祁门就是个自古以来出产好茶的地方，那又是什么使得它成为了今天中国茶业中不可忽视的重县呢？难道会只是古籍中的记载吗？仅就茶产业历史而言，没有一种产品，可以靠着一成不变而长治久安。千年的风沙中，有多少《茶经》里记载着的名品悄然无踪，所剩的遗珠其实质只是一种历史轨迹的重复，甚至于可以说是一种巧合，或者浪漫主义一些，说这是一种注定。而真正使得祁门茶业获得今天地位的，就是本文将要谈的内容——创新。1912年，熊彼特（1883～1950年，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在他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经济发展原理》这本书中提出了“创新”。虽然带着个“新”字，但这个概念确实在一百年前就被说透了。熊彼特提出的这个模型在今天并不难理解，即当企业家发现新产品，或者发现新的生产方法，或者发现新的市场，或者发现新的原材料，或者发现新的商业模式，就能够创新，进而产生企业家利润，使得经济发展。而且，只有在创新的时候，才会产生企业家利润，只有在创新的时候，经济才会发展。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之前的创新收益就会渐渐转变为一种垄断收益和地租。它终将会被一波波的创新所埋没，因此，一个长治久安的品牌，在其传统的外壳下，其内质必然包含着大量的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保持一个经济体的活性，而祁红在当今有这样的江湖地位，正是不断创新所带来的成果。这里，我将盘点祁门红茶产业的五次重要“创新”。1“祁门红茶”的第一次创新真正确立如今祁门茶江湖地位的，就是1875年的第一次绿茶改红茶，茶叶江湖中第一次出现了“祁门红茶”这个词。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使得东方通往欧洲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进而供应量激增，导致市场茶价下降，于是买方更多地选择了较为廉价的印度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茶的出口量急剧缩减。同时，由于西方人对于红茶的需求越来越大，当时的福建红茶，早已无法满足日渐膨胀的市场需要，开发新的红茶产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让祁门抓住这个经济发展机会的人，是以胡元龙、余干臣为代表的有见地的徽帮商人们。1875年，这批“企业家”在掌握旧有资源的条件下，勇于接受新的生产方法，产生新产品，对接新市场，完成了祁门茶业最重要的一次创新，也是“祁红”的第一次创新。2“祁门红茶”的第二次创新1915年，与上一次创新有些呼应的是，为了纪念另一个伟大工程——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祁门红茶”一举获得一枚当年的最高奖项“甲项大奖章”和两枚“金质奖章”。这次参赛以及最终获奖，使得北洋政府有心来改良这个能换取大量外汇的商品，1915年在祁门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农商部模范茶场。“模范茶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她不仅‘开中茶自来未有之创举’，在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尤其在红茶的科研方面，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这是中国茶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一批泰斗级的专家学者来到这里，中国老一辈的茶叶专家，陆溁、吴觉农、胡浩川，以及冯绍裘、庄晚芳、钱梁、何德钦、陈观沧等诸多的茶学巨子，都曾在这里工作，许多前所未有的创举都在这里发起了，震古烁今，堪称绝版。”（摘自吴锡端《祁门红茶》。）这一次创新，是持续性的，其中最高潮的部分，应该是胡浩川先生1934年开始担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之后发生的。他和后来的滇红创始人，当时的茶厂技术员冯绍裘先生，后来的佛海实验茶厂的创建人，当时的上海商检局茶检室技士范和均先生，以及刚从日本、台湾实习制茶技术回来的徐方干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