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与香港精神记不清是哪一次去香港。暴走一日之后，回到酒店，打开当天的报纸。在社会版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电信安装工，为了养家糊口多装一些机器，常常加班。前日夜晚，归家途中他实在太累，便把车泊在路边小睡一会儿。不料就此一睡不醒。翌日，巡街的警察发现车辆有异，上前查看，才发现司机已经死于车中。此人才三十出头，便过劳而死，丢下妻子与两岁的幼儿。再往下看，又是另一则消息：某人体弱多病，一直无法找到好工作，为了治病却已经欠下不少债务。前日他心灰意冷，在家中烧炭自杀。幸亏邻居及时发现，报警求助，才免于一死。丢开报纸。这就是香港。不生活在这里，永远无法明白什么叫压力巨大，什么叫生活艰难。中国内地的中小城市，晚上8点钟人们已经吃过饭、散过步，端坐在电视机前开始看肥皂剧，而在香港的写字楼里，忙碌了一天的白领们才刚刚准备下班回家。这里永远都讲效率、讲速度，地铁站里，自动扶梯的运行速度比上海快一倍，大街上，连早起买菜的阿姨都步履匆匆。这个城市不接受弱者，不养闲人和懒人。如果你失业了，那么政府提供的唯一福利，便是让劳工处给你介绍一份新工作。所以，在彭浩翔的《出埃及记》里，任达华跑过深夜的长街，我们看到墙壁上大大地写着特首争取连任的竞选口号：“我要做好呢份工！”这就是香港。这个城市始终都崇拜权力、成就、地位和金钱。于是，700万港人在这弹丸之地努力打拼、力争上游、积极奋斗、百折不挠，人人争先，个个恐后。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一个城市，能够像香港那样具有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和香港人打交道，他们身上那种敬业与勇气总是令我无比敬仰。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强者。所以，这个城市不仅出产了刘德华，还孕育了周星驰。他告诉我们，在香港做一个小人物必需要具备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自嘲。《破坏之王》里，送外卖的阿银拼了命、用最烂的方法也要打败大师兄，为什么？因为美人爱英雄。只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成功的男人，才可以赢得美女的芳心。在《长江七号》里，一个建筑工人勒紧了裤腰带也要送儿子去上贵族学校，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什么样的人才算有用？至少，绝对、肯定不会是一个穷人。记得大约七八年前，我采访周星驰，问过他一个问题：“你拍了那么多电影，但从未拿过奖（指影帝），是否觉得遗憾？”他回答：“是的。”我又问：“拿奖对你那么重要吗？”彼时，星爷的国语还十分地烂，无法讲太多。但他艰难地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一句话：“一、定、要、拿、奖！！”这一幕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周星驰毕竟还是这个城市的产物，他在骨子里仍然认同这个城市“强者为王”的生存原则，从未加以质疑。他一遍一遍地电影里讲述着的梦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然后万人仰慕。这也正是香港整个社会奉行的准则。现在，香港有了谢立文和麦家碧，有了麦太与麦兜（其实麦兜已经诞生20年了，只是仍没有从幼稚园毕业）。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香港制造，脱离了这片土壤，你永远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二麦太是最最最最典型的香港人，是那种走在马路上能够一抓一大把的人。她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住大角嘴的狭小公寓里，日日早出晚归，辛苦打拼，只为能够给儿子买只鸡吃。偏偏儿子麦兜不够争气，胖胖的，没脖子没腰，不仅整个人直上直下，连肠子也直通到底，于是常常需要拉屎。他又不好意思在课堂上举手要求上厕所，打断老师弹琴，便只好把屎拉在裤子上。他考试时舍不得用新的橡皮，结果默书只得了“H”（虽然已经很接近A了，但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妈妈送他去听莫扎特的音乐，希望他可以开窍。但培训班解散，教授写来一纸评语：“他不是低能，他只是善良。”看到这里，坐在电影院里的我，泪水突然夺眶而出。一个善良的人，要多少次被人骂成是低能之后，才能够写出这样感触至深的话来。一个人，要用怎样悲悯的胸怀，才可以理解原来这个在裤子上拉屎、考试只得H的小孩，这样做不是因为蠢，而只是因为善良！！多年前，我刚上中学时，看波兰大作家显克微支的小说《灯塔看守人》，里面有句话：“即使经历了100次的跌倒，他仍然会第101次地爬起来（大意如此）。”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