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不应受到“门口的野蛮人”的干扰本文为正和岛今晚发表文章《“举牌”有可能坐牢！监管层愤怒的背后，是美国经济的前车之鉴》的原稿，有增添。系结合刘士余主席2016年12月3日关于部分激进性金融机构在资本市场举牌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之事，结合此前本号关于80年代美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萌芽增改所得。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内以一批新型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金融力量，频频举牌一些股权相对分散，质地比较优良的上市公司，引发市场和社会的瞩目。2015年底以来，连续发生了几起代表性案件。起先举牌对象集中于房地产企业和个别股份制银行，近期蔓延到南玻、格力电器等珠三角地区等源自特区国有企业，股权分散，高度依靠企业强人的技术型知名企业，进而进一步扩散到中国建筑、康得新等国有、民营企业。12月3日，刘士余主席对有关行为做出了严厉的回应，引发社会讨论。中国激进型保险公司的举牌行为，和美国80年代中期起盛行的杠杆收购（LBO）性质上是一样的，对于企业的潜在冲击也十分类似。但是，正如美国80年代一样，中国当前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供给侧改革需要一批扎实的、进取的实体经济企业成为产业升级的带头人，这批企业必须保证把握在经验丰富、全心全意经营企业的企业家手里，不能让资本躁动催生的中国版门口的野蛮人干扰改革。因此，有必要在审视美国80年代杠杆收购带来的教训的基础上，思考监管的新作为。美国80年代杠杆收购（LBO）的历史背景、奥妙及后果并购，本来是企业世界中并不少见的事情，但是，美国80年代的杠杆收购却不是普通的并购，它对美国除了当时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之外的大量实体经济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后果上看，要为美国大量实体经济企业后来的长期停滞负责。80年代，美国里根当选总统，尝试各种手段摆脱70年代末美国陷入“滞涨”的情况，包括提高利率治理通货膨胀等。当时，美国在产业竞争层面已处于下风，迫切需要重振实体经济，包括加快推出新产品和技术升级来应对日本的挑战。也的确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产业中兴功臣，如曾任福特汽车总裁，被解职后临危受命重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李·艾科卡。但是很遗憾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大量因素不利于美国大部分实体经济产业的复兴，里根的供给侧革命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尽管后来美国靠信息产业的增量部分及全球化取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但大批传统产业——包括能源、电力、汽车、装备制造、消费品等诸多产业在后来20多年乏善可陈，而美国的基建趋于停滞并逐渐破败。其中，杠杆收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80年代的杠杆收购主要瞄准的是传统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大部分标的公司除短期内退市在上市中估值提高给收购者带来财务回报外，在长期都没有走出复兴之路。80年代中期起蚕食并长期统治西方传统制造业等产业领域的金融资本与过去的收购发起者不同，它们不是产业参与者，不用自有现金或换股并购，也不像60年代的多元化集团那样用换股收购（60年代美国出现把不相关的企业拼凑在一起的资本游戏，但没有涉及大规模借贷）。它们是纯财务公司，半路出家，没有产业运营经验，也没有现成的人们愿意接受其股份的公司，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KKR等私募股权（PE）公司。它们要并购实体经济的上市公司，用的是环环相扣的高杠杆以现金收购上市公司，通常包括四层：养老基金成为旗旗下并购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保险公司提供过桥贷款、从银行借款（并购用途的银团贷款）、发行垃圾债券（认购者多位当时刚刚解除投资管制的储贷机构即原住宅专门银行）。被收购对象退市后折腾一番再上市。这种金融上的“扫货”行为连带激发了股市上的“公司突击手”（corporateraider）等寄生现象的出现（并购通常使标的公司股价上涨，如提前得到消息可提前布局，专业从事此道之人即为公司突击手）。所谓“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具体的方法是：在法律上将为并购建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和并购对象合为一体，这样为并购而设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所借的大量债务就变成并购对象的债务。被并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