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1888年）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象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成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190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上，现在这个版本是经过修订的单行本。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191。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海涅192。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象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193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