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篇一：行政补偿行政补偿专题发言稿一、文献综述现代法理学认为，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其所属成员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利象征，对每个成员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可推卸的保护责任。民主宪政下的法律精神在于：公民合法权益受益国现行法律保护，当国家要求某一公民出让其某项合法权益时，应当以受益人分出既有部分合法利益给利益出让人为前提。唯有如此法律所维系下的利益关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否则必然会伤害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利益活动。行政补偿正是基于上述法理所确认的一项现代法律制度。从历史角度来看行政补偿最早起源于具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征用私人土地等财产，一般都要支付补偿金。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又为国家承担补偿责任提供了法律根据，该宣言第17条庄严宣告：“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剥夺。”1799年，法国根据《人权宣言》的上述精神，颁布了第一个行政机关对因实施公共事业而受到损失的人给予补偿的法律，初步建立了以无过错责任为特征的损失补偿制度，并且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545条重新确认了这—原则，在随后的两百年时间里，行政补偿又历经多次立法和判例补充，最终发展成为现行制度。理论方面，法国奉行于法国大革命公法理论的“公共负担平等说”，该学说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其成本应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合法的公务行为给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实际上是受害人在一般纳税负担以外的额外负担,这不应由受害人个人承担,而应当平等地分配于社会全体成员,其分配方式是国家以全体纳税人缴纳的金钱来补偿受害人所蒙受的损失,进而在全体公民和受害者之间重新恢复平衡机制。继法国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法国，制定了行政补偿方面的法律，逐步确立了行政补偿制度。在德国早在1794年的《普鲁士通用法典》第75条中就原则规定，国家对于因公共利益而“牺牲”特别权利或利益的人负有补偿责任。后来，在《魏玛宪法》第153条第款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裨益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补偿，补偿之多寡，如有争执时，除联邦宪法有特别规定外，准其在普通法院提起诉讼。联邦对于各邦自治区及公益团体行使公用征收时，应给予补偿。”理论方面，19世纪末“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提出了著名的“特别牺牲说”，他认为,为了公共利益所采取的行为很可能牺牲个人利益,因为国家行为对个人造成的损害是具有公益性质的,所以不应由个人负担,而应由国家从公众中收取的税收支付补偿费用。他同时还指出,任何财产权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只有当对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了这些内在限制,即当这种负担落在某个个别公民头上时,它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牺牲,就必须进行补偿。在德国行政法学领域，行政补偿细分为征收补偿、准征收补偿、特别负担补偿和征收性侵害补偿等。目前，德国的行政补偿制度和理论最为最为完善和发达在日本行政损失补偿制度和行政损失赔偿制度合称为国家填补制度。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根据明治《帝国宪法》规定，国家不对其官员行使公权力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但如果法律规定对合法行为造成损害应予补偿时，公民享有法定补偿请求权。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在正当补偿之下，可以使用私有财产。”日本《国家赔偿法》中并不包含国家补偿，损失补偿也没有另外的法律依据，最根本的依据就是现行宪法。日本学者对行政补偿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出了一批成果。如田中二郎的《行政上的损害赔偿及损失补偿》、今村成和的《行补偿法》和《损失补偿制度的研究》、秋山义昭的《行政补偿法))、古崎的《行政补偿》、近藤昭三的《行政之补偿》等。我国台湾地区也对行政补偿制度有广泛的研究，如史尚宽的《土地法原论》、李建良的《行政法上损失补偿制度之基本体系》、叶百修的《从财产权保障的观点论公用征收制度》、张泰煌的《从美国法准征收理论论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