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制度化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分析张丽萍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但是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还存在着行政问责主体缺失、客体不清、信息缺失、机制缺失等现实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关键词责任政府行政问责制度化:D630:A:1009-0592(2009)05-187-02一、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责任政府责任政府的出现是现代民主发展的结果。关于责任政府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科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我国学者张成福教授是比较早提出责任政府理念的,在他看来责任政府“不仅仅体现为一个全新的追求民主政治的政府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对政府行政进行公共性控制的制度安排。”我国学者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即实行首长负责制还是合议制;第二个要点是权责一致;第三个要点就是问责制。可见,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问责蕴涵着责任理念,实施问责制,必然要求政府树立向公众负责的行政理念。这种理念会内化为公务员的内心信念,形成良好的行政品质,提高责任意识。同时,问责制作为追究机制将会对责任政府的实现起到保障和促进的作用。2003年的“非典”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去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行政问责是指政府或者行政官员因未能履行其职责,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抑或因行政不作为而违反法定义务,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责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规范性制度设计。二、行政问责制度的现实困境制度化的行政问责应当要对问责的主体、客体、事项、程序及责任等基本要素要有明确而科学的规定。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还刚刚起步,因此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问谁的责——问责对象不明确在问责制执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人所说的“丢车保帅”的情况?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官员刚刚调任某个地方,结果因为发生特大安全生产事故而引咎辞职;有的地方官员在没有安全监管义务的情况下,却由于事故重大,不得不辞去现任职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现有的行政责任制权责脱节、权责不对等等现象比较普遍。一个地方出现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之后,上级官员往往根据安全生产事故的社会影响,决定罢免官员级别的高低。一些地方党政官员非常重视安全生产责任,但无职无权,在提高安全生产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少数官员虽然具体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但由于缺乏必要的人事权和财权,很难改变生产现状,所以,发生安全事故之后,他们只能饮恨成为“替罪羊”。所以,如何做到权责对等,也是今后完善问责制的一个课题。(二)谁来问责——问责监督机制不完善行政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还局限于行政系统的内部,属于“同体问责”的范畴。在“同体问责”中,行政问责往往停留在“上对下问责”的局面。因此,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问责主体是“话语缺失”的,更甚之,公众与社会没有发动问责的机会。异体问责是指政府系统以外的问责主体,包括人大、司法、政党、团体、新闻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问责。(三)问什么责——问责范围、方式、标准突显随意性在实践中,行政问责行为常常是在有重大社会事件突发时才展开,它成为社会紧急危机事件处理中对老百姓的临时交代与应付,应付完了就没了,等有事的时候再拿来应急,行政问责成了临时粉墨登场的一种道具,它缺乏持续性、稳定性与规范性。在问责的范围上,行政问责一般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且一般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行政问责事由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违法行政行为,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问责一般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问责的环节也多局限于执行环节而少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