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1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必须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探求各种社会思想、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形成的根源。而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体系中，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决定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力量。陈先生2的看法与此恰恰相反。他在分析史实时，一般多把历史归结为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他不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小地主阶级的发展来探求古文运动兴盛的原因，而将古文运动的兴起归因于唐德宗这个封建君主的个人爱好“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元白诗笺证稿，页2）这不待说是片面的、错误的。在另外一些场合中，陈先生则过分强调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地理环境等因素，将它代替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例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论述唐太宗进攻高丽失败的原因，即夸大了气候条件的作用，认为隋唐武力中心在西北，进攻高丽军运困难，必须在一年中三月至七月即寒冷期已过而雨季来临的短期中获得全胜，才能成功，隋炀帝、唐太宗进攻高丽的失败，都由于未能克服这一困难。陈先生并且企图抓住这一条纲来说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失败利钝所以然之故。”这一论述也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杨广和李世民侵犯高丽的相继失败首先是由于他们进行了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高丽人民在两次战役中都表现了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所以才能击退强敌。如果不从战争的性质和作战两方的情况来作具体的分析，那就如陈先生那样不能不歪曲历史事3实了。这种强调地理环境作用的历史观，归根到底仍是唯心主义的变相。这从论述稿中关于隋唐内重外轻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来。陈先生原来想突出说明所谓“关中本位政策”造成了内重外轻的形势及其作用，但接下去就说：“……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把隋唐朝代的更迭决定于杨广个人。假如当时杨广作南游而留守关中或东都，能不能说，农民战争的火焰烧得再猛烈些，隋的封建统治也可不致灭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