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底层的集体舞——关于打工妹形象建构、身体转型及反抗的思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收获改革成果的氛围弥漫在整个国家，但在回顾30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不可回避的要面对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的出现与流动。从僵化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冲破了城乡二元格局的束缚，如“潮水般”的涌入城市，加入城市化的大军中，目前的流动人口大约有1.47亿。①在对这一群体的众多研究中，杰华博士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和潘毅博士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都聚焦于女性流动人口——“打工妹”的研究，正如杰华所说，她写作此书的“首要目的是理解流动农村女性的经验，唤起人们对她们的经验的关注；其次是对这些经验被推论性和叙述性地构造和表现的过程进行拆解”(杰华，2006：26)。《中国女工》一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潘毅，2008：10)她们都通过人类学的田野研究，通过“他者”的眼光，用学术语言去描述那群出走家园，到繁都谋生的底层“打工妹”的喜怒哀乐，并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沿着她们对打工妹群体现状的介绍、研究思路和极富社会学想象力的思考，我们不禁会反思打工妹的形象到底是如何形塑或被建构出来的？打工妹的选择是“自主选择”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抉择？作为主流话语中的“城市过客”，她们又将作何选择？如果如福柯所言，每个个体都存在于社会权力的严密控制下，那么打工妹这个群体是如何在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和家庭父权制这三重压迫之下生存和进行反抗的？她们的存在与反抗是否意味着“阶级意识”的形成，或者说一个“新兴打工阶级”的出现？一、“在位”与“错位”：打工妹的形象建构中国的户籍制度通过将户口与特定的位置绑在一起，人一出生即规定了所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1应处的活动、工作范围或者说可能从事的职业，使得“生于斯、长于斯”的传统被制度化的一脉继承了下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前，这一户口登记制度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的其他方面相结合，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差别与不平等，几十年来影响了公民的地位和生活机会。这种严格控制的社会类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正常流动，也不适应改革开放后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配置要求。随着政府户籍管制的放松和中国加入全球市场所导致的城市经济的膨胀，造成了城市对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这种无社会保障的、低地位的、重体力的差事是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但确是无法通过考大学“跃龙门”的农村人走出农村的重要或唯一通道。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流动者”因此出现，在建筑、电子业和制造业以及家政业谋生，其中女性流动人口的增多便构成了“打工妹”这一群体。在关注打工妹的形象建构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对于农民形象的描述与建构。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受到包括公社体制在内的严重束缚，在官方媒体或者文献中，农民包括农村妇女通常被描绘成领导或参加革命的英雄，或者被描写成从前遭受过封建压迫、但已经从封建落后思想中走出来并在共产党人鼓舞下向前进的人民群众。简言之，他们被描述成不是“文明社会的野蛮人”或者现代性的落后部分，而是“前进中的”或者“先进的”阶级(杰华，2006：38)。包括在“文革”中也出现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广大农民群众学习的政策，但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农民丧失了他们在毛泽东时代获得的道德和政治身份。而在1980－1990年代，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关于“素质”①的发展政策，“素质”成为有关现代性和国力的发展和成就的各种话语中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宏观层面的计划生育、优生学、劳动力的训练和培训等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还是微观层面的健康饮食与锻炼、自学英语、国外旅游等实现个体“自我发展”的需要，并且在政府以“素质”为焦点的一系列话语中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