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近代个性解放思潮从历史上看，一场成功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破除外在的客观束缚，颠覆长期的统治学说之外，还必须努力谋求内在的主观自觉，唤醒人们的主体性意识。五四思想革命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摧毁了封建旧礼教，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个性解放，胡适后来曾回顾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1]郁达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2](p5)而正是在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章门弟子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论述。一“任个人而排众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个性解放思潮较早便已萌始[①]。严复即曾援引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呼吁：“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3](p3)，“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4](p1082)。梁启超也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5](p223)。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二人均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群己”关系的，从而缺乏对个人自由的终极价值关怀，“个人主义对他们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为富强的理想目标——即国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手段”[6](p354)。缘是，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他们纷纷放弃了对个性解放的提倡，甚至走到原先立场的对立面。严复便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4](p981)，“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7](p1298)，他甚至宣称：“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可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8](p603)而梁启超同样也表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5](p227)，“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5](p435)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1894年，他就在《明独》中明确提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9](p54)1907年，他在《国家论》中更将这一思想精辟概括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10](p458)。此后，他又强调：“即实而言，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10](p444－445)，他并且还批评韩非学说束缚个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不如老庄通脱明道[11](p115)。这一时期，章太炎还提出了“依自不依他”说。所谓“依自不依他”，源于佛教术语，通俗地说就是主张人格独立，倡导个性解放。1907年，章氏在《答铁铮》一函中就概括说：“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源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至中国所以维持道德者，……惟‘依自不依他’一语”，“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他同时还表示：“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在这封信中，章太炎还为自己倡导个性解放辩护说：“及其失也，或不免于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10](p369－375)今天看来，“依自不依他”说显然构成了整个章太炎伦理学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这一思想的阐述主要集中于1907－1910年，正值其东京讲学时期。缘此，章门弟子无疑受到这一学说的很大影响，周作人即曾回忆说：“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12](p274)而正如有论者指出，“章太炎这些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鲁迅便是当年受章太炎影响的著名例子”[13](p406)。在章门弟子中，最能与章太炎此说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