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后城市同乡组织形态的现代化--以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为中心自明代出现以会馆(后来亦有称公所的)为形式的城市同乡组织之后，到清代已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传统的城市同乡组织几百年保持不变，直到清末民初，随着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移民数量的增加和移民素质的改变，才开始发生变化。现代性的同乡会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了传统同乡会馆和公所的组织性质向着现代组织的方向转化。特别是旅居上海的宁波同乡组织的这种转化，在整个近代中国城市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居于领先和典型的地位，也反映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一、从会馆、公所到同乡会关于宁波同乡组织的产生时间，迄今为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以嘉庆二年(1797年)创立的“四明公所”为起始；第二种说法认为，上海宁波同乡会是从1903年(实际应是1905年)由钟观光、虞和钦、虞含章等开设“科学仪器馆”而组织起来的；第三种说法把“旅沪宁波同乡会”的建立作为宁波同乡会的开始。科学仪器馆可能做过一些联络同乡的事情，如创办《宁波白话报》，以期“开通宁波之民知，联合同乡之感情”，但是很难说是宁波同乡会的起始。一则，迄今为止尚未有史实证明该馆有何同乡性的活动，有何组织制度。再则，据有关论者所言:辛亥革命以后，(科学仪器馆)主要负责人物如钟观光由蔡元培电邀至京，任教育部参事，虞含章回镇海故乡当县参议员，其余也都星散，同乡会无形停顿。这时才有虞洽卿等出来改组，加“旅沪”二字，定名为“旅沪宁波同乡会”。[1]其实，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建立是在1910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筹建上，都与辛亥革命后科学仪器馆因领导人的离开上海而解体毫无关系。如果从组织内涵的同乡性质来说，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都可以说是上海的宁波同乡组织。它们不仅由旅居上海的某些宁波绅商发起建立，而且有大量的宁波绅商加入其中，为全体在沪宁波同乡服务，也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制度。因此，四明公所成立应该是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起点。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以其新型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可以说是宁波旅沪同乡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折点。同乡组织是城市移民的地缘性组织，它的组织程度、组织体制和组织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移民的数量、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素质。同乡会馆、公所作为一种城市移民的传统地缘性社会组织，它的组织体制和功能作用是与其移民数量---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较小，经济活动的领域相对狭窄和相对分离，以及文化素质的传统性相一致的。到清末民初，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共同利益关系的密切化，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传统的会馆、公所组织模式逐渐与移民的状况不相适。尤其是身处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的上海，而又是上海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主体队伍的宁波人，他们的移民数量的增加，经济生活和文化素质的资本主义化，较之其他各籍移民处于领先的状况。从20世纪初开始宁波流向外地的人口迅速增加，1900年时为149622人次，此后到1905年间保持在20万人次上下，1906年猛增至405859人次，1910年再增至799137人次。[2]这些外出的宁波人绝大多数流向上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到上海求业的，使旅居上海的宁波人跃居各籍旅沪人口之首，清末民初时“沪上宁绍两府同乡约有三四十万人”[3]。与此同时，旅居上海的宁波商人及其经济活动，不仅已成为上海经济界的主体，而且已达到相当高的资本主义化的程度。上海外资企业的买办，在20世纪之前以广东人为多数，20世纪之后以宁波人为主体的浙江籍买办很快超过广东人而占首位，在20年代的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有43人，约占48％[4]。其中著名的如担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法商东方航业公司华董、法商达兴银公司华总理的朱葆三；先后担任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的虞洽卿；美兴银行和长利洋行的买办傅筱庵；德华银行的买办许春荣。他们还开始创办和投资大型的新式企业。如朱葆三是华成、华兴、华安三大保险公司的总董；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的协理；通商银行、中兴面粉厂、大有榨油厂的投资者和董事。周金箴是上海华盛纺织新局的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