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与百年中国话剧中国网|时间：2007-05-10|文章来源：中国网【主持人语】2006年，“每天至少有一部易卜生的作品在世界某一舞台上演”。（挪威易卜生纪念活动主任特恩·巴德松语）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的戏剧演出季中，推出了包括《建筑大师》、《群鬼探戈》、《培尔·金特》、《玩偶之家》、《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群鬼》在内的六台易卜生戏剧。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易卜生戏剧集》（三卷本）。如此规模的戏剧纪念活动，表现了易卜生在中国话剧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在中国话剧诞生的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第一次简要评价了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死守真理，以拒庸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导引着易卜生走进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意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戏剧家在与易卜生的神思交会中，见证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世相，亲历了中国话剧实践的曲折发展。他们在艺术与社会的纠缠中与易卜生或亲近、或疏离，而无论是敞开怀抱走近还是误读乃至背弃，都反映了他们悲欣交集的艺术探索和命运。这也是中国话剧的命运。而未来总在自己脚下。易卜生与百年中国话剧2006年，适逢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逝世100周年。从1849年易卜生发表处女作《卡提利那》，到1899年他发表收尾作《当我们死而复醒时》，易卜生一生共创作了二十六部戏剧。在中国，易卜生的名字已经被传诵了百年。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得到中国现代思想界、艺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参与到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建构之中，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也没有哪一个外国剧作家能够像易卜生一样，对中国现代剧作家产生如此重要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示范作用，使他们在心灵深处把他引为精神知己。无论是欧阳予倩、田汉，还是洪深、曹禺，他们都曾宣称：要做中国的易卜生。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易卜生戏剧对中国的第一波影响，的确要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早在五四运动的准备阶段，易卜生作为当时“欧洲第一大文豪”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胡适将其主编的《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出版）辟为“易卜生号”，上面不仅发表了胡适的著名文章《易卜生主义》和袁振英的《易卜生传》，还发表了易卜生戏剧的中译本，其中包括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娜拉》（《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人民公敌》）和龚弱男翻译的《小爱友夫》。1922年，胡适曾不无得意地表白，他是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实早在胡适介绍之前，易卜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视野：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到了易卜生，认为易卜生“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称赞易卜生“死守真理，以拒庸愚”。[1]1914年，中国话剧先驱、春柳社骨干成员陆镜若曾在《俳优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伊蒲生之剧》一文，介绍了《人形家庭》(《玩偶之家》)、《民众之敌》(《人民公敌》)、《亡魂》(《群---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鬼》)、《海上美人》（《海上夫人》）等十一部易卜生的戏剧。1918年10月，陈嘏翻译的《傀儡家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这是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出版单行本的最早记录。而一般认为，林纾转译的《梅孽》（《群鬼》）是易卜生戏剧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版本，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林纾与毛文钟合译的《梅孽》，直到1921年11月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在易卜生戏剧的翻译、出版中，贡献最大的当是翻译家潘家洵。潘家洵（1896-1989），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贵州大学执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1954年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60年代以后因视力衰退，译作渐少。易卜生一生创作了二十六部剧作，潘家洵一人独译十七部。他虽然都是自英文转译，但语言准确、生动，传神。1921年、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家洵翻译、胡适校对的《易卜生集》二卷，收有易卜生剧作五种。1931年4月，潘译《易卜生集》五卷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出版。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