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何包钢著陈承新摘译真诚的同意——民主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讨论或者会议的最终结果。当他们掌握协商的技能和艺术时，民主社会的公民是能够胜任他们的角色要求的。T.V.SmithandEduardC.Lindeman(1951:130)首先，决策群体中的协商需要对问题的出现、价值倾向、来自它们非正式环境贡献和方案开放且敏感。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观念和意愿的形成过程，和那些非正式公众沟通网络间的互动情况出现时，当今社会的公民职责和权力才不只是个人政治利益和个人被动消极享有国家专制当局所赋予权力的集合。JurgenHabermas(1994:32)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讨论乡村和城市的选举（Tian激anShi1999,KevinJ.O’Brien(1994),K.O’BrienandLian激angLi2000,OiandRozelle2000;AnneF.Thurston1998,J.Howell1998;Unger2002,BaogangHeLangYouxing2002等）。尽管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地方选举民主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把视角仅限于选举也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民主不应仅被理解为自由选举的传播，它还包括建议、参与、协商、公民权、参与范围及真实性等(Dryzek(1996).更为重要的是，当选举是民主的核心要素时，为了避免多数决定原则的滥用，民主程序需要严格限定在真诚的协商过程中。SuzanneOgden(2002:257)提出协商作为形成一致意见的方式对中国政治系统的重要性，以及这种协商会被表明是构建民主大厦的一块重要基石。她认为“共识的达成很大程度可能仅限于精英阶层，但中国的系统相对于独裁系统来说（独裁系统中，共识的达成或选举都不是制度化的），对通过讨论解决冲突的民主途径更为开放。本文主要讨论协商过程、协商制度、协商民主，以及它们对中国地方治理的意义(见BaogangHe2003)。本文引言部分首先介绍说明中国近来协商制度的实践，并解释说明中国对协商的理解。接着讨论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这些制度对协商的影响。也会考察和协商制度有关的问题及地方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本文最后部分将综合讨论民主理论及中国实践对彼此的意义。这篇文章以我于2002年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2003年于延安、武汉，以及2004年于北京、杭州、温岭和椒江等地大量实地经验和访谈为基础，在那些地方，我观察并参与于超过十个协商会议。在过去的三年里，我访谈了超过二十个全国或地方层面的重要人物，以发现他们发展协商制度的动机和战略。同时，也搜集并分析了所有关于协商制度的相关记录、档案及文件。1．背景：动机及创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选举制度的推行，以及诸如村民代表委员会等协商制度的建立，中国73万4737个乡村的政治结构及约3百20万“村官”的政治行为发生了变化。进入90年代后期，城市直接选举的推行及协商制度的建立也对中国现有的近7万个城市社区产生影响。---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地方城市和乡村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中国的咨询会、公众听证会或协商会就是用来获取人们对地方项目的支持或者了解民意的途径。在杭州下城区，协商会或咨询会每月定期举行一次。首先出现于山东，接着出现在上海和杭州的市民评价制度，就给了普通群众一个评价地方干部的机会，这些评价结果会对地方干部的职业生涯或奖金水平产生很大的影响。调解会议被用来解决各种地方问题和冲突。城市或乡村的委员会被用来讨论地方问题和发展项目。在不同地方，这些制度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着不同的名称，并具有不同的特征。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协商制度，包括政治对话、市民陪审团、协商民意调查、对话网络和一些形式的公众质询等。所有这些制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在下结论之前，让人们到桌边并鼓励他们畅所欲言；（2）参与者有充分的时间来参与协商过程，并有少量尽管并不充分的时间参与讨论；(3)在协商的过程中，尽管有不同意见，参与者被要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换意见。这些制度可以溯源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它在政治过程中强调磋商和听取并重视群众的声音。事实上，社会主义系统及它的文化鼓励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