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摘要：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关键词：风险社会；治理；食品安全文明；制度文明；责任文明：C91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01一、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之研究缘起市场经济的持续扩张导致传统“熟人社会”的交易场域被打破，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空前增强，因而对于生产者可能以次充好的机会主义行为防不胜防。列数近年来一桩接一桩的食品安全事故，即可窥一斑：毒大米事件、敌敌畏火腿事件、苏丹红事件、石蜡火锅底料事件、双氧水和福尔马林食物事件、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直至2008年9月，发生了举国震惊的“三鹿奶粉事件”。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揪紧公众神经，也更加拷问着政府的监管能力。终于，一个极富意义的后果是，《食品安全法》催生了。相比原先的《食品卫生法》，两者虽仅一词之差，内涵却相差巨大。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取代“食品卫生”的概念，意味着“对食品监管的要求，已经超越了那种打击假冒伪劣，杜绝过期变质等最为原始而低级的层面，而是上升到基于精确而严格的元素含量、生产环境等细致指标基础上的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时代”。不过，依笔者看来，《食品安全法》较之于《食品卫生法》，更大的差异或在于，要求政府将食品监管并不只当作市场经济条件下常规事项来处理，而是要作为攸关国民身体素质和社会稳定，从而堪比经济安全、外交安全的大事来对待。然而，若将维护食品安全的全部希望寄托于《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这并不妥当，尽管较之以前，该法实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制度经济学者研究发现，法律实际上是权利义务双方订立的一种契约，用于降低相互间交易成本。但由于任何法律契约都只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契约的漏洞是必然存在的，对此，法律主义者的惯性思路是再制订一部法律来填补漏洞，但新法律同样会出现漏洞，于是，再订立更新的法律……如此循环往复，结果必然是规章引起更多的规章，以至于那些密密麻麻的法律规章，既使得执法者无法尽数掌握，执法对象(例如食品企业)也依旧可以从法律中找到漏洞并采取相应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仅如此，在委托一代理理论看来，由于执法者(代理人)都是“理性人”，出于私益考虑，更可能利用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安全监管和执行法律过程中，作出偏离公众(委托人)利益的行为选择，轻则松懈执法，出工不出力，产生“道德风险”的代理问题；重则与企业共谋(有时也可能并非蓄意，但事实上构成共谋)，作出“逆向选择”，包庇或者放纵无良企业，从而导致消费者吃亏上当。凭借《食品安全法》依法治理食品市场，理应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石。但除此之外，笔者以为还应坚持一种更为宽广的视界探寻确保食品安全的系统性、根本性举措。进一步来讲，须意识到当前各色各样的食品安全风险和事故的出现，实际上是业已到来的风险社会的一部分。所谓风险社会，其景象恰如吉登斯描述的：“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个人都勾画出了风险社会的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置身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关注焦点也因而发生了变化，即对风险的关心替代了对经济短缺和财富增长的关心一。有学者就此概括风险社会的禀性：“如果说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饿!那么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我怕!”这一概括若运用于时下人们对于食品的态度，似乎再贴切不过：人们不再因为缺少食品为饥饿而呼号；却为由于无处不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而担惊受怕。按照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风险社会大致对应于后工业社会，其主要特点即是“变迁已经有序地开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