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湖北地方政府争夺汉冶萍公司鄂省产业探析摘要：武昌起义后，湖北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一直试图将汉冶萍公司在鄂省厂矿产业收归“省有”。汉冶萍公司不仅积极与之周旋，而且寻求中央政府和日本势力作为支持参与其间，但这些势力又有着自身的利益考虑。因此，围绕汉冶萍公司在鄂省厂矿产业的争夺情形错综复杂，是民初政局的一个缩影。关键词：汉冶萍公司；湖北地方政府；博弈：K258文献标识码：A汉冶萍公司地跨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其重要组成部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部分附属厂矿位于湖北省境内。辛亥革命后，中央与地方政权发生巨大变迁，湖北地方政府意图侵占汉冶萍公司在其境内之厂矿，公司如何处理与新的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1911年11月25日，许恒致函盛宣怀即指出汉冶萍公司为人所窥伺之局面道：“汉冶萍素负重名，人皆视为肥美而欲攫食之”。[1]196本文以武昌起义后湖北地方政府争夺汉冶萍公司在鄂省产业为视角，考察多方力量围绕汉冶萍公司资源的冲突与博弈，进而蠡测公司在民初政权更迭变局中的生存境遇。一、辛亥变局下的汉冶萍公司鄂省厂矿境遇1913年初，盛宣怀对因政权更迭造成的汉冶萍公司在辛亥前后的生存境遇变化情形描述道：辛亥以前，“其时大难未作，各省谨守秩序，厂矿距离三处尚能联络一气”，且生产出货计划稳定，武昌起义后，“机炉被毁，轮驳被踞，钢铁、煤焦贵重物料损失殆尽，工匠四散，全局糜烂”，痛感“政体一改变，将此二十年艰难缔造，悉付诸攘夺破碎之中”。[2]各处厂矿经济损失总计规银3724804.345两，其中汉冶萍公司在鄂省境内之厂矿损失共计889065.632两（具体细目为汉阳铁厂641820.914两、大冶铁矿9632.484两、武昌铁矿1030两、马鞍山煤矿18540两、兴国锰矿61800两、汉阳砖厂10300两、武汉运销局97308.83两、武昌分销处46030.185两、应城分销处2603.219两）。[3]315此时的汉冶萍公司急需大量资金用于恢复生产、添炉扩充、偿还借款等事项，但辛亥年公司通过销售生铁、轨件、钢板、煤焦、矿石等项共收银只有6034618.95两，而截止1911年8月，汉冶萍公司的内外欠款竟达约1400万两。[1]243，244其时，汉冶萍公司经营虽然遭受重创，但各处厂矿产业因规模宏大、有利可图而仍被视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因此，围绕公司在鄂省的厂矿产业，逐渐形成了多方力量进行经济资本争夺的局面：其一，湖北地方政府趁机侵占勒索。民国成立之初，省界观念盛行，湖北省更是因武昌首义之功和副总统黎元洪督鄂，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渐有抗衡中央政府之心态，且急欲进一步扩张势力，但却一直受地方财政问题困扰。1912年1月26日，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向南京财政部报告鄂省财政困难道：“自起义迄今，用款已达九百万有奇，原存生银、银元、铜币，统计不过四百万左右，按月支出需银三百余万元。近日各省援军相继而至，饷项多由鄂拨”，照此下去万难维持[4]。故湖北地方政府一直意图将清政府遗留的最大钢铁企业――汉冶萍公司――在鄂省境内厂矿收归“省有”。叶景葵对这种情形就描述道：“民国虽建，而省界难融，鄂人艳汉厂收支之巨，跃跃欲试”。[5]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在致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的信函中也认为，湖北军政府没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汉冶萍公司的目的是作为地方财政的基础，“武昌方面认为，汉冶萍公司纯属盛宣怀之私产，湖北军政府当然有权没收，以为湖北财政之基础，非经湖北军政府认可，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6]365其二，日本势力试图维持和扩大在大冶铁矿的既得利益。武昌起义后，汉阳铁厂正处于战火之中，汉冶萍公司经理李维格与日本三井洋行汉口分行副经理丹羽义一议定，将汉阳铁厂及萍汉轮驳等暂时委托代管。[7]5同时，盛宣怀还请求日本派兵保护汉阳铁厂，但日本以兵力不足为由而未同意。日本方面虽然表示，“帝国海军如欲加以保护，必须就其着手时机及方法等加以慎重考虑。只要清军或革命军之任何一方不采取特殊行动加以破坏，即使该厂在战火中可能遭到若干损害，帝国政府亦不愿采取干涉行动”[6]125。但却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