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信文集》的面世张宝信富有传奇色彩，其《文集》备受人们关注。作为一名参与《张宝信文集》的收寻整理者，现述赘语，略表释然、欣然之感。一、基本过程。《张宝信文集》的形成，并非偶然。生于晚清的张宝信，博学善文，才高不遇。当年，只要提起张宝信，在郯、沂、海、赣等县，几乎是妇孺皆知。我小的时候，就听爷爷讲了不少张宝信先生的故事，尽管不大懂，但也是随着大人的笑而笑。家父早年抄录了张宝信先生的《读书难》、《药铺赞》、《问天词》等，直到耄耋之年仍能背诵，并时常引用其中的名句。这自幼的耳熏目染，使张宝信先生的名字烙印在了本人心头。然而，近年来张宝信先生的名字却已少有人知，甚至被人淡忘了。面对这无可奈何的情景，作为其崇拜者，也只有遗憾而已。2011年春节时，我与常林集团张义华老总聊天，扯到了张宝信先生的话题上，张总说：“先生系张南埠子人，也是当年影响一方、名副其实的文人。文人应有文传，可惜闻而未见。时逾百年，如能将其文搜集、整理成册，应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知道张宝信的人已经不多了，如再过几年，搜集整理恐怕就更难了”。张总之言，说出了广大爱张宝信先生文者的心声，表明了抢救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应有之意。也正是张总的这次点拨和全力支持，才促使了对张宝信先生遗文的搜集、整理，以致文集的形成。搜集是一个到处打听、四处寻找、千方百计、乐而忘疲的过程，固然费力，而整理实有难度。因文稿皆是60年前，乃至百年前无标点的手抄本，又几乎处处引经据典，生僻字、异体字和繁体字居多，且都是行、草体，识读、断句、注释方面的“拦路虎”不言而喻。找文印社，人家一看打不了，贵贱不接。只好请县政府和县人大、政协三个办公室的（张涛、杨玉芹，何雯雯、孙凯、季小虎、高义勇）几个忘年交给帮了忙。有的是让他们先打出来，由我念着再改；有的则是由我边念边打的。其中“三天识一字，汗水湿满巾”的情景，是经常发生的。存于碑上的文字，历经百余年风雨，个别字迹已斑驳模糊，难以辨认，只能反复推敲，再三确定。应当说，文集成于众人之力。其中，县政协原文史委高田熙主任，多年来对张宝信先生一直给予公正的评价，且通晓古汉语知识，对文集的断句、校核下了很大功夫。已至耳顺之年的杨方奎先生，凭借着已有的书法功底，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用电脑打出了绝大部分的《两铭精室文集初稿》；张炳传老师在人物标注、年谱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时任县政府秘书左德宝、张明坤工作之余，既帮打字，又予注释。同时，县里的一些老领导高熙瑞、于清玺、赵全兴、尹子川、张云龙等，以及社会上张宝信先生的“粉丝”们，给予的鼓励和支持，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二、文稿来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觅之所及，应辑尽录，共获得张宝信先生遗文200余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杨方奎先生家藏的《两铭精室文集初稿》近50篇、约4万字。此稿使用毛笔，从头到尾行草相间，蝇头大小，不温不火；柔而不弱，草而不乱；密处笔笔到位，疏处字字严谨。从其超妙的文笔、精心的编排和独特的字体来看，无疑是张宝信先生的真迹，当属其亲手整理、传至于今的孤本。其中时间最晚的《高鹤坡、高丹坡先生传》，均作于1906年。由此推断，《初稿》成于百年之前。杨方奎先生是书香门第，其爷爷是个郎中，家中藏有许多书；文革期间，其他的书都烧了，而唯独张宝信先生的这本《初稿》被保留了下来。应当说，这本《初稿》对文集的搜集整理，起到了抛玉引玉的作用。二是靖镒先生73年前抄的作品。靖镒，字葆忱，小张宝信25岁，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本科毕业；出自其手的共89篇，系1937年为避倭祸，由临沂回老家柳庄搜集抄写的，并为之而序。1944年在其去世前，将其手抄的这些文稿交待给其子靖汝衡。靖汝衡后因随部队挺进中原，又将这些文稿托付给同村的靖克章。靖克章不负重托，到莒南躲难时也随身带着文稿，文革期间将文稿藏在了地窖里；由其精心保存了整整四十年后，于1987年，才将这些文稿完整无缺地交给了靖汝衡。后来靖汝衡又转给了靖玉树先生，由其复印4份，分存于临沂、临沭政协等四处。这来之不易文稿，即成了文集的一个主要来源。三是取自于贾玉玺...